贯休诗的世俗化特征

晚唐五代诗僧贯休,虽然身居丘门僧院,但心系民生疾苦,胸怀理想抱负。其诗歌体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在内容上表现为热衷政治、关注现实人生、善恶分明的入世情怀及对世俗生活、世俗情趣的吟咏向往。在艺术上表现为善于运用富于世俗生活情趣的笔触,传达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审美追求。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贯休蜀中诗作系年考证

本文以<禅月集>为底本,并参照中华书局本<全唐诗>及其<外编>、<补编>中收录的贯休在蜀中创作的所有诗歌作品,对贯休自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秋至前蜀高祖永平二年(912年)间创作的诗歌作品进行详细的考证并加以系年.     

杜牧与会昌灭佛——以其是否有“功德”于九华山佛教为中心

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而据史料记载九华山佛教当时并未受到冲击,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时任池州刺史的著名诗人杜牧起到了保护九华的关键作用,有“功德”于九华佛教.通过仔细检阅《旧唐书》和《唐会要》等史书,可以发现这个观点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会昌灭佛对于僧尼还俗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在保留寺庙方面相对较为宽容,允许两都及上州留存部分制作精美的佛寺,因此以化城寺为主的九华山佛寺得以幸免于难.     

论王维佛理诗中的象喻

王维的佛理诗重视象喻的使用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 ,从纯粹言理出发 ,直接引用佛经中的典故 ,使其所言之佛理 ,更为准确明显 ,表现出以理取胜的特点。其二 ,则是从某一感性形象出发 ,通过景物的描写 ,来显示他对佛理的体悟 ,理寓景中 ,景理相谐 ,使诗的意味更加深长。前者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的色彩 ,展示出佛教日益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而后者则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人的情趣以及王维个人的品性、艺术才能与风格。     

论敦煌本《涉道诗》的作者问题

敦煌写本p386 6所记李翔《涉道诗》二十八首 ,曾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热情注意 ,但对其作者之推论迄今未有明确说法。本文在弄清唐代佛道思想传播趣向的基础上 ,依据作品描述的具体地理环境 ,考以《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佛祖统记》等史料 ,认为所谓“李翔”者当属“李翱”之讹写 ,这些诗歌的作者最有可能即是韩愈的门人李翱。     

论“韩孟”的佛道诗

韩愈、孟郊诗歌都以险怪著称,然"韩孟"的佛道诗各有独特的艺术风貌韩诗尚"俗"和"实",孟诗则尚"雅"和"虚".这种迥异的艺术风貌与"韩孟"各自的宗教观、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技巧密切相关.     

《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文学的创作和歌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试论刘禹锡的涉医诗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家,刘禹锡的很多诗歌呈现出与医药相关的内容。这些诗歌或体现作者对医药、养生的留意,或记述作者所见、所患病证。这些诗作的出现主要与作者久病成医、心志不舒且长期被贬谪的巴山楚水生活有关。对刘禹锡的涉医诗进行分析、整理,不仅可为刘禹锡研究及中唐士人心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还可为中晚唐时期的医学研究提供文献依据,而其中关于养生内容的记述对后世的养生保健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晚明诗文僧蕴璞如愚考论

蕴璞如愚是晚明贤首宗宗匠雪浪洪恩的门徒,自负才藻,使性重气,因思篡其讲席,谤毁乃师,而招致钱谦益等人极为严厉的批评。不过,蕴璞之诗,基本未受僧人身份的制约,慷慨使气,敢于在诗中摅一己之胄臆,实为晚明性灵一派,在晚明丛林中亦堪称卓异之僧。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对于后代的诗歌创作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诗人张继诗歌初探

张继，字懿孙，生活在唐代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那时唐王朝正经历着由盛到衰的转折，朝政腐败，暮气日深，内忧外患，此起彼伏，战乱频仍，民生涂炭，诗人张继将其如椽的诗笔聚焦于当时那动乱残破的社会，表达了对民痪极度关切的热情，为时局的艰难而呼号，为人民的疾苦而悲伤，唱出了一曲不甘闲居、奋发自强、忧国忧民的时代最强音!其诗清迥幽冷，工整圆熟，简洁凝炼，朴素秀美，堪称唐代诗坛姹紫嫣红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钱谦益与憨山德清的一段思想因缘

晚明文人与僧人之间的诗文交往、唱和是僧俗沟通的重要途径,既体现着晚明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也显现着晚明文人对佛教的信仰和理解。钱谦益,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憨山德清,明代著名的高僧。本文通过两人之间一段思想因缘交往的考察,揭示了晚明文学史上僧俗思想互动的一个侧面。     

唐末五代的咏史诗

唐末五代文人基本上以儒家入世精神为基础 ,他们期望改造不安现实 ,为了避免动乱之中的恐怖氛围借历史题材创作了较为委婉的咏史诗。但这种咏史诗亦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他们要求借前代误国的事实作为反省、警戒的借鉴。此时期咏史诗表现出作者的入世精神和作者的个人感情 ,因此 ,分为讽刺当世的方面和作者的悲叹之感     

八指头陀诗歌中的梅意象

近代著名诗僧释敬安的诗歌中,咏梅诗占所有咏物诗之冠,有129首,其中直接以梅命题的诗有19首,梅意象出现的频次也最高,有146次,成为其诗歌的第一意象。其咏梅的角度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与其他花木鸟物并举的意象组合的方式,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托物言志,通过抒发对梅的喜爱,表达诗人对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塑造魅力人格的追求。     

隐逸:仕途憧憬的逆向缓冲--唐末诗人的隐居与诗歌创作

隐逸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 ,由于时代不同 ,他们的隐逸方式也各具特色 ,在隐逸中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隐逸对唐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晚唐艳体诗对词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艳诗，这些艳诗对之后新的诗——词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唐的许多词作者，往往同时也是艳诗作家，因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将艳诗中的内容和手法运用于词中。同时，艳诗作品在当时被谱曲传唱且颇受文人的欢迎，因而其在与音乐结合且具有娱乐功能这一点上与词取得了同一。在艺术手法上，李贺、温庭筠、韩俚等人的艳诗多用暗示烘托的手法来抒情，诗中具有幽深细腻的意境，轻灵悠扬的韵调，绮艳精关的语言，这些特点后来都推及到词的创作之中，并促进了“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