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婚姻与主观幸福感

婚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男性和女性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比后者的提升更为明显,后者甚至出现了幸福感水平的降低。本文使用cGss2010的数据,在对这一情况进行描述验证的同时,也提出婚姻关系条件下的相关因素假设,在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经济效用等理论的基础上,以家庭支持、社会交往和个人收入等因素为解释变量,建构我国居民婚姻状况下个人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产生的机制,对产生这种两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女性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往往较男性老龄人口更多、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往往较男性老龄人口更加弱势,女性老龄人口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尤其需要及时关注和深入研究.文章以福建省为例,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展开实证研究,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剖析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侧面反映福建省乃至全国老龄女性人口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状况.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该研究旨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解调查,为进一步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GWB)对粤东地区五所大学的29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男女、本专科的差异上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在城乡、是否独生子女则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高于乡,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结论:要注重对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独生子女人群的大学生进行幸福教育。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主要有自我决定模型、多维模型以及目标模型。积极的自尊、关系满足、生活意义与规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机制 ,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 ,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幸福感。     

高中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主要运用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评定352名高中生的幸福感与自我概念,有助于探讨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概念的状况及其相关程度。结果证明：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均明显;不同自我概念水平学生幸福感水平差异明显;自我概念各分量表与负性情感呈负相关,自我批评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由此可见,高中生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压力、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在人口迁移转变的新时代,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引发高度关注。本文以幸福感为切入点,在压力过程理论指导下,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流动老人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老人生活评价总体良好,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但城—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优于乡—城流动老人。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多重压力显著制约了幸福感,主要表现为经济保障压力和社交生活压力越大,幸福感越低。作为资源代表的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均会促进流动老人幸福感,其中家庭关系网的作用更大,且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幸福感之间扮演调节和中介的双重保护功能。因此,政府在化解压力的同时,还要开发资源,有效提升流动老人的生活福祉。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培养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随着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幸福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在心理学界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课题,研究主观幸福感有助于改善与增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文章旨在通过大学生主观幸福的归因及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探讨,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提供必要的参考。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类型关系的研究

改变以往采用国外测量工具对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的方式,自编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方法：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用SPSS10．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等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和精神质与消极情感等呈显著正相关。外向稳定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均分最高。结论：高外向性、低神经质、低精神质、情绪稳定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较强．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运用两组测量赡养的变量 ,本文对不同的居住安排影响子女赡养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居住安排对子女在 3个方面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即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 ,在婚后继续给予父母同样甚至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其中 ,同住的居住安排下子女提供这 3方面赡养的可能性最大 ,其次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 ,可能性最小的是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据此 ,文章对目前正在变化中的家庭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 ,以及未来相关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青年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

青年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值得社会关注。文章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运用满意度测量工具对青年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37．0％的青年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和居住类型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晚清传教士生存状态分析——以林至诚牧师为例

林志诚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到后来通过自学并接受了基督教学说,再自觉地在家乡传教。作为一个农民,他成功地培养了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八个子女;作为牧师,他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虔诚膜拜。他以他的魅力感染、教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2018年、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Ordered 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对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对年龄在80岁以下、自评健康较低、西部地区、子女数目在两个及以下、无配偶、收入较低的群体影响尤为显著。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改变变量的方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基于该文研究结果,建议政府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和动态性调整,加大对弱势群体、西部地区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促进养老产业的良性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医疗建设,深入探索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全面提升老年人的主观福利。     

在否定生活中生活——关于作为主观思想家的克尔凯戈尔

在克尔凯戈尔看来,思想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以思想来介入生活的主观思想家和选择思想对生活的超然的客观思想家。作为一名对存在思想感兴趣的个体生命,克尔凯戈尔选择了在他的思想里面生活,即成为一名“主观思想家”。同时,在这场他为自己所设定的生活与思想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克尔凯戈尔最终却否定了生活。然而,他实际上并非要否定生活本身,而是要借助于否定来重新获得他认为接近于完美的生活。     

陆游的村居心态及其田园诗风的嬗变

陆游一生的闲居心态复杂多变,田园诗风亦随之嬗变.隆兴元年和乾道二年两次罢归,陆游强作欢颜,诗风在旷达中蕴涵着感伤.淳熙八年,陆游再度闲居,内心极其痛苦,诗中时有抑郁不平之气;两年后心态略有放松,诗风也变得轻快自在.淳熙十六年起,陆游又谪居12年.起初心态消极,诗风萧散疏淡;次年心态开始平和,描写个人生活情趣均清新纯明,刻画乡村风土人情皆情真语朴;庆元党禁期间,因刻意摆脱政治,诗风益发和平粹美;致仕后心态闲适淡泊,诗风也恬淡清旷.嘉泰三年后,暮年诗人对故乡更为眷恋,诗风愈趋平淡古朴;渴望收复中原的心态益发迫切,诗风又显得劲健昂扬.陆游的创作极大丰富了古代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为这一诗歌题材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浅谈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但也离不开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条件。毛泽东具有高超的领悟力,致使他理论功底深厚;一生注重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国情有独特的了解,提出了独特的思想;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的特质,成就了他异乎寻常的功业;嗜好读书,造就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特质,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需要及其自组织满足

我国农村养老需要不断增加,既有的社会福利模式忽略了农村老年人及农村社会中蕴含的养老资源,对相应的养老福利制度模式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优势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可通过自我参与的方式适度满足其养老需要。农村养老需要分为物质、公共文化、空间、情感、照料等层次并具有显著的老龄分层偏好。农村老年人协会中的老年能人以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实现老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修复,通过礼物馈赠、空间再造、主体感培育和情感补遗,实现乡村养老需要公共品的内生制造与持续供给。对农村养老需要满足的自组织模式进行制度优化的方向是:以内置金融激活养老自组织造血功能;以民政资金盘活养老闲置资产,增加乡村老年社会福利空间;强化地方政府引导,创新并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积极培育并发展公共文化型老年人协会组织。     

农村医养结合服务:缘起、困境、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农村医养结合服务因应了健康中国战略的要求。我国农村地区正在积极探索开展医养结合服务,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供给主体责任模糊、供需矛盾突出、具体政策有待完善等深层次问题。为此,需围绕界定政府责任、确立服务层次,评估服务需求、加大资源供给,推进政策完善、优化监管内容等方面开展工作,科学有序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