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白先勇的命运意识

命运,是人们面对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千奇百怪的人生际遇百思不得其解而臆想出来的一种神秘力量.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阐述了他们对命运的理解.从命运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模式两个方面比较张爱玲和白先勇,可以了解两位作家命运意识的相似性.     

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小说的空间意识与独特韵味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是在空间中展开的,体现了作者对安放身体的空间的独特领会.对空间的看重不只是因为张爱玲对具体的生存空间的体悟,也深植于张爱玲对时间的想象.在一个对时间逻辑充满着热切想望的时代,张爱玲对生命困境的解决不是在时间中完成,而是选择了在空间中探问.正因如此,张爱玲的作品显现出了独具的风采与意味.     

传奇中的反传奇——论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传奇＂小说和＂流言＂散文成为上海沦陷区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通俗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说到传奇,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她的小说虽然继承了古代传奇志怪小说的写作方式,然而她的作品又不是一般的传奇,特别是从主人公、调子及恋情三方面来感受＂传奇中的反传奇＂。     

论张爱玲电影剧本创作中的市场意识——以《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为例

电影剧本创作是张爱玲创作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两部剧作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具有重视观众审美趣味、注重电影娱乐功能、体现普遍化的人文关怀等三个特点,从而使剧本呈现出鲜明的市场意识。这一创作意识对当代剧作家的电影剧本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以《台北人》为例

福克纳与白先勇,同是美国和台湾20世纪文学中现代派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从《文学杂志》中领略了现代文学魅力的白先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无疑都受到福克纳小说的深刻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台北人》内容、形式的解读以及与福克纳小说的比较,在分析白先勇小说特色的同时,揭示出白先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关系。     

乱世佳人婚恋中的一点欢喜——解读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倾力为世人呈现了一出始于上海成于香港的乱世恋情。细读文本中范柳原和白流苏的情感历程,会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张爱玲不仅描述了没落社会女性婚恋的悲剧,还写出了在挣扎与无奈的自私恋情中赢得一丝真爱的欢喜。     

由《倾城之恋》看张爱玲笔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张爱玲熟悉旧式家庭在现代都市的衰朽,尤其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在《倾城之恋》中,她悲凉 地揭示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她们遭受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指出,女性只有争取经济的独立和自主,才能摆脱这种困 境。     

城市与文明陷落背后的爱情——解读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故事。故事看似圆满,男女主人公最后在一起,但却是以一个城市的沦陷作为代价。本文通过分析白、范两人的对于爱情的心路历程、“墙”的意象以及弥漫的苍凉感．从三个方面对《倾城之恋》做了探讨。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悲剧意识

从悲剧命运、悲剧情绪、悲剧氛围等方面分析了《台北人》的悲剧意识,并阐释了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认为它既与作者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体验以及与之俱来的美学追求密切相关,又是特定时代、社会的产物。     

白先勇小说自译区别性策略研究——以《台北人》文末注释为例

与西方文学自译活动相比,中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共时性特点,以环境性转换语者为主要类别的双语者从事自译活动的时间范围,集中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白先勇的创作史实在力证白先勇鲜受学界关注的文学自译者身份的同时,呈现出可依据或独立或合作的自译方式进行区隔的阶段性特征。《台北人》在文末注释的内容、类别及篇幅等方面,展现出白先勇相较于同时代同类自译者的区别性策略。     

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美国因素

由于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白先勇塑造出了一批“美国化”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白先勇的作品中表现出原罪的道德观念,对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有了独特性与深刻性;受西方现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影响,他追求小说的艺术之美,注重文体形式与叙述技巧的运用,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合一,创造出了有意味的形式;他站在美国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冷静客观地表现台北人的生活,表现他们深层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笔下,无论是“纽约人”还是“台北人”,都与他所具有的美国因素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张爱玲：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

张爱玲与许多"主义"都保有距离,她始终坚持了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而特殊的家庭背景、身处的独特的地缘环境(上海-香港)以及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是形成其个人主义思想的主要成因。     

一对素未谋面的文坛“姐妹”——阐释和对话中的玛·杜拉与张爱玲

玛·杜拉和张爱玲都以极大的勇气透视了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 ,揭示了人在欲望深渊中的困惑和苦恼 ,对生命与生活的紧张关系 ,各自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予了可贵的关注。但遗憾的是 ,她们二人更多的是匠气 ,而缺少大师级的严肃、真诚的思考     

文本∕影视:张爱玲的影子——从电影《滚滚红尘》谈起

电影《滚滚红尘》与胡兰成自传体小说《今生今世》及张爱玲的小说文本相互指涉。描摹互文指涉的身影,探寻文本中真实的与被遮蔽的身影,解读影视中被重构的女性身影,才能重新审视跨媒介叙述中被遮蔽与被凸显的作家主体。在互文解读、文本细读和跨媒介重构中,我们看到的是既"世故"又"纯真"、不服从男性宰制、能够直面女性缺陷且充满悲悯之心的那个真实的张爱玲。而《滚滚红尘》中已不仅仅是张爱玲的影子,而是女性的影子了。     

论张爱玲英译汉作品的翻译策略

张爱玲的翻译才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异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张爱玲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运用,旨在对张爱玲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渡“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角色与现代的想象

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西化的男性角色是亲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上海人"对现代的想象。张爱玲利用"上海人的观点"颠覆了"五四"文人的现代观,然后又以颓废的现代观消解了"上海人"的现代观,最后以"蹦蹦戏花旦"的传统形象反拨了西方的颓废的现代观。而对现代观的逐步消解和传统"花旦"形象的建构则是通过西化背景的男人与传统背景的女人之间的故事逻辑来完成的。     

颜色词及色彩意识的中日异同

汉语和日语都是色彩名称很丰富的语言 ,而且由于人类文化的共性 ,两种语言对颜色的表达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 ,由于各自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对颜色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 ,并且这些差异充分体现在了颜色词的表现和使用上。本文拟从颜色词的结构、对颜色的认定、联想和表达等方面入手 ,对汉日语颜色词及中日两国的色彩意识进行对比和探讨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张爱玲的创作力可曾衰退?——以《金锁记》和《怨女》为中心的考察

张爱玲的创作力是否存在衰退迹象,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从主人公出场、离场的描写,以及母女关系的设置与否等角度比较其前期的《金锁记》与后期的《怨女》,可认为无论是人物的音容笑貌,还是人物的精神气质,抑或是整部作品的意旨蕴含、情感品位,两者都存在高下之分。至于两部作品表现出的笔力上的集中与松懈、凝练与罗嗦、明快与沉闷、典雅与粗俗、流畅与粘滞、含蓄与直白之别,更能明显地让人感受到二者在艺术性上存在的差距。是以揭示张爱玲创作力衰退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