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享”“正义”“和谐”四大伦理价值,且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道”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核心,“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和谐”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归。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丰富且深刻,诠释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契合了世人对和平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彰显了对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时代担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重要体现。该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以直面"三大危机"、顺应"两大转变"、重塑"一个秩序"为实践进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向好发展,团结世界人民一道共商发展路向、共治全球事务、共建美好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必然,是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是世界各国共赢、多赢的战略抉择,是开创人类更加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方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临界点,而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公布从自然科学角度明确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面对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联合国与全球各个国家携手共进,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检视与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主权国家对资本权力统治逻辑的运用,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模式的维续,在当代世界已面临危机与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目标、制度框架、发展模式三方面变革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实现对旧的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共享为核心目标引导经济全球化转型,以公共价值引领全球市场,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利益嵌入和市场对接等机制切实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多边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一直随着国际社会基础的发展而演进,历经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朝着国际共同体阶段发展。在全球性问题和全人类共同挑战日趋严竣的今天,呼吁更高的组织化程度、更契合的合作目标和更发展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与西方个体主义、零和思维、倾向明显的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从国际共同体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球治理理念,包括全面系统的整体治理观、广泛协调的共同利益观和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要求。需要重塑分散的全球治理结构,引导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它的提出紧扣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彰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国智慧。从理论逻辑看,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认知参照,推动着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从历史逻辑看,它顺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基底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演变;从实践逻辑看,它注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培育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机制。澄清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对于理解如何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变革全球治理秩序大有裨益。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全球意识形态大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自由主义走衰,社会主义温和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反建制倾向的右翼保守主义升温。21世纪意识形态政治呈现出的转变由三股社会经济力量联合推动而成,包括工人阶级放弃革命,使得"告别革命"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主流理念;中产阶级遭遇"集体下沉",焦虑与挫折感不断累积,成为社会震荡的源头;而原本处于政治生活边缘位置的新兴群体则在极力反精英、反主流的同时,持续释放来自草根层、非主流和建制外的强烈不满情绪。问题的实质是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了认同政治。在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寻求人类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南。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直面诸多挑战,真正走出一条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     

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文明互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1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共同性危机亟需各国秉承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理念加以应对。文明互鉴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实现人心相通,从而为最低限度和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提供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支撑,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成为制约文明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障碍。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在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