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人格建构的文化阐释

阮籍人格由三重构成，即作为传统儒士的真实自我，作为魏晋名士的现实自我，以及作为文学家的理想自我-“大人先生”，这三重自我之间张力的失衡。导致了阮籍人格的焦虑与分裂。这种士人人格在士大夫文化史上具有典型性，其中所包涵的现实悲剧，人生伦理以及内在超越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人格向审美人格的生成，生存智慧与诗性智慧相融通的特点。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从崇儒转向拜道,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抗争司马集团势力。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性分析其人格理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无常中追求有常——阮籍理想人格管窥

本文由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对阮籍《咏怀诗》中多见的“常”字的解释提出问题，进而从无常的政治、无常的人生、有常的清贫生活、有常的理想人格四个方面展开论证。采取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对阮籍八十二首五言《永怀诗》作了深入考察，同时采用知人论世，诗文互证等方法进一步探讨阮籍理想人格的本质内涵。认为阮层的理想人格实由庄予“至人” 理想深化而来，同属虚幻，是一种心理困境下的自我解脱。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阮籍的理想人格建构

阮籍的理想人格建构本质上是个体理想价值在精神领域内的展开 ;也是个体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自我选择的必然结果。阮籍理想人格建构的意义在于 ,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魏晋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阮籍常人人格的过渡性特征及文化意蕴

以“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日常行为及诗文创作的研究，揭示阮籍极富个性的人格特征。与邺下文人的英雄人格和陶渊明的至人人格相比较，阮籍的人格属于常人人格。在将这种常人人格置于阮籍个人的人格发展和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中进行考察时，发现这种人格构筑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并由此而显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论孔子理想人格的层次与特点

孔子有丰富的理想人格思想。对此,许多论著已作过精辟论述。本文想对孔子理想人格的层次及特点作些进一步的探讨。 一 “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理想人格的核心。这种理想人格有时直接用“仁人”来表达,如,“志士仁人”;“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有时,“仁”即指“仁人”,如,“泛爱众而亲仁”;“殷有三仁”,不言而喻,这些仁人,都具有“仁”的     

汉魏士人隐逸观

两汉之际隐者不畏死亡而坚持的是志节与信义;其隐居皆因对社会现状和政权当局不满。东汉初,隐者为“志”而隐,坚持不臣不友的独立人格。东汉中后期道家型隐逸人格出现并受推崇,此时隐者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建安年间人们对隐逸行为多持否定态度。曹魏前期,隐逸人物风范的道家化,表明道家人格成为人们的理想人格一般都从隐者能激贪厉俗的社会功能方面肯定其存在的意义。曹魏后期,嵇康从追求精神境界和循性守志角度肯定出处两种行为。阮籍则否定超然事外而贱身的隐居方式,追求超然世外、遨游于精神之乡的高蹈行径。     

论庄子的人生哲学

本文解庄子哲学为人生哲学。文中首先探讨了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接着阐述了庄子的人生理想及其理想人格．指出天人合一是庄子界设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自然无为与逍遥自由构成了这种境界两方面的内容，体现这种境界的理想人格兼有精神超越又逃避现实的矛盾品格。文章最后部分从“有待”到“无待”、“有己”到“无己”、保身全生的养生观与安时处顺的生死观等方面，揭示了庄子关于人生理想实现道路与途径的思想。     

试论阮籍的理想人格

整理阮籍《大人先生传》和其他文章中的人格类型,我们可以看到,阮籍理想人格的系统是由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四个类型组成的结构,君子和圣人是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理想人格,具有现实的意义。君子为低次的人格类型,圣人是高次的人格形象。大人和至人则是理想世界同类型的理想人格,缺乏现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其理想性弥补了现实世界中自我丧失的失落感。     

鲁迅文学思想中的魏晋资源

在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吸收与借鉴方面,鲁迅最为偏嗜魏晋时期,而以其时的阮籍与嵇康二人最为突出。这里面既有文化背景与师承渊源的因素,也是个性气质的相互契合使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是嵇康与阮籍二人的结合：热情爆发时像嵇康,而沉寂压抑时更接近于阮籍。不仅如此,嵇康与阮籍的文学创作及其立身行事的基本方式,都构成了鲁迅进行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乃至现实参与的重要资源。所谓“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便正是这种文化人格方面的深厚影响之最明显体现。     

儒家“理想人格”的教育学意义

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儒家看来,“人文”的价值指向就是塑造文明的人和文明社会,其基础和核心乃是“理想人格”的塑育。“理想人格”是儒家所设计的人生目标,也是儒家的教育目标。儒家先师通过对“理想人格”内涵及其实现过程(方式)的揭示,阐明了其基本教育思想,其中涵蕴着丰富而深邃的教育智慧,在诸多方面与现代教育思想享有共同的视角。     

试析阮籍的审美理想

阮籍的审美理想蕴含于他的诗文之中．他的审美理想集中表现为在和谐的社会群体人际关系中，追求自我个体审美理想人格的自由无限境界．阮籍的审美理想同儒家的审美理想、庄子的审美理想都存在某些相通之处，但就总体而言，与二者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阮籍的审美理想与其拥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矛盾，决定了他的审美理想只能是虚幻的心灵寄托。     

论阮籍前后期美学思想的转向——以其音乐美学思想为例

阮籍的美学思想由前期充满儒家经学实用的美学思想蜕变为后期庄学色彩浓厚的逍遥美学思想。它的蜕变与玄学思潮的影响以及魏晋朝代交替的残酷斗争息息相关。后期的逍遥美学思想是阮籍引庄入儒、引庄释儒,将乐的审美价值归结到实现个体心灵的自由,以庄子逍遥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从而为中国逍遥音乐美学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论阮籍思想及其与《咏怀诗》的关系

历代对阮籍思想的评论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认为,阮籍毁坏礼教;第二种认为,其内心崇奉礼教,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本志”;第三种认为,阮籍的思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文章作者认为这三种评价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不足.作者通过考察阮籍的玄学论文,认为其思想是阮籍在无法实现理想的状况下,企图泯灭是非来寻求内心平衡的矛盾体.这种矛盾在阮籍《咏怀诗》中得到体现,并成为《咏怀诗》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传统儒家人格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蕴

传统儒家孜孜以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和谐的独特精神及其所设定的理想人格,正以它的历史超越性而广泛影响着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蕴含在传统儒家人格思想中的教育意涵是多方面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对青年大学生具有积极的目标导向功能;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助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崇尚气节的爱国情操仍然是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支柱;“义以取利”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厚德载物”的伦理思想有益于促进大学生的人际和谐;“慎独”精神不失为青年大学生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     

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

王弼、何晏第一次把“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探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形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末”、“贵无”思想,催化了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产生,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征,另一方面启发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以援老入儒并进一步糅合儒家道家思想,弥合并解决追求人格独立自由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阮籍、嵇康等“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阮籍人生苦闷原因的探讨

对于阮籍,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种主流观点：阮籍属于曹魏集团,他一直对司马氏政权表示着不满和消极的反抗。他的人生苦闷也正是司马氏残暴统治压制下的结果。本文则通过对阮籍的任职情况和思想状态方面的考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阮籍并没有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他的一生尽管大多非常苦闷、消极,但这只是他的人格、理想和当时混乱纷争的现实有了严重冲突的结果。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