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中国企业所有权结构对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其研发投资.结果显示:①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和频度都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呈现“N”型变化.②不同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较强,而公司治理效应较弱;私人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较弱,而公司治理效应较强;公司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都较强;集体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都较弱;外资股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一定的资源效应,但公司治理效应最弱.     

嵌入式治理：基层治理中的政党逻辑——基于浙西北L村“功能型党小组”的个案分析

当前,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变迁与乡政村治的科层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悬浮化与边缘化,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基层党组织组织嵌入、制度嵌入和意识形态嵌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构建基层治理中的政党逻辑。其中,组织嵌入通过组织重构和组织联动,增强治理动力内生;制度嵌入通过正式制度嵌入与非正式制度嵌入相结合,优化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嵌入则通过引导意识形态统一和文化认知整合,强化主体认同。这一嵌入过程,贯通了组织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党的执政基础长久稳固、国家政权建设扎实推进。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探讨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资源要素交换制度,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村党的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     

乡镇政府、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与进路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解体,乡镇政府常因对基层社会的脱嵌而陷入弱治理境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乡镇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情境下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机制: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基层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完成向基层党组织、社群组织借力;通过党的政治性和组织有效性确保上级政策的贯彻;通过区域化、网格化、枢纽型基层党建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嵌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化,各个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并有效配合,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保障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关系变迁研究

乡村关系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之所在。新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从乡村关系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乡村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回顾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关系变迁的历史,找到了乡村关系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针对乡村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有助于推动建构"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善治。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基于湖南益阳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国家法治的进步,更多的是城市法治文明的体现,在广大农村,农民对传统规范的依赖并不亚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以威慑的姿态存在,尚未融入基层治理。随着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农村法治氛围日趋浓厚,村民自治机制逐步完善,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法治共识基本形成,已初步具备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条件。目前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表现为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力不从心、村级组织推进依法治理举步维艰、农民法律意识完成现代转型任重道远、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时有发生。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应坚持让法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方式的定位,融合政府主导与社会推进两种路径,培育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民间组织三类主体,整合农村制度、组织、人力、文化四种资源,构建农村法治化治理大格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法治建设路径

通过“农业立法—农村治理—农民纠纷解决”的法治框架观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过程发现，目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中存在着缺乏涉农立法规范、基层治理能力无法应对复杂农村环境、多发农民矛盾冲突急需纠纷解决渠道与协调机制等问题。对此，应从“发展目标+保障底线”两大维度提供规范资源，以“内部法治思维+外部责任化”重塑乡村治理体系的压力与驱动机制，通过“矛调软性机制+智慧司法平台”建设综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视域下强化乡镇服务功能的路径选择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中,乡镇应进一步强化为农服务功能,在乡村社会治理、农民生产生活服务、乡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现阶段,乡镇的功能短板依然明显: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亟须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有待补齐,经济内生增长潜力有待激活。为此,应当整合行政资源以提高乡镇政府的"行动力",突出需求导向以提高乡镇服务的"贴合力",开展综合整治以提高乡镇环境的"承载力",加强区域协同以提高乡镇经济的"竞争力",把乡镇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和关键场域。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现状与评析

本文首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概念做出界定,然后梳理了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并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总结性评价:一是注重在整体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对村治本身的关注较少;二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体系为主,本土化理论较少;三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梳理较多,学理反思较少。最后抛砖引玉地提出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三对关系:村庄内部治理机制和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关系、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关系。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精细化——基于湖北省荆州市S村的调查分析

以湖北省荆州市S村为研究范本,从"元治理"理论视角考察该村的治理精细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治理精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村级自治有机结合、双重发力,但在实践中存在治理预期与村民诉求错位情形。提升村级治理效能,需要充实、培强村干部队伍,培育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合理赋予村级组织权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化解之道

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分化加剧可能带来乡村社会割裂与集体行动困境、营利型经纪人主导下的项目进村可能导致乡村公共决策失误,土地大规模流转后经营不可持续可能带来村集体债务累积风险、村民自治弱化与组织叠加可能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内卷化风险。要化解这些社会风险,需要形塑乡村基层组织新框架,厘清各组织主体及负责人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弥合乡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乡村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蓝本,创新下乡财政资源的配置机制和项目验收方式;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擅长乡村治理和运营的"国家队"。     

服务技能型党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江都服务技能型党组织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同成长、一同壮大,先后经历双富型、技能型、服务型、智慧型等多重发展阶段,从阵地建设、技能培训、激励考评、智慧应用等方面着力,在强化组织建设、发展村级经济、带动地区发展上取得卓越成效。新时代背景下的基层党建工作,要始终扭住服务这个主题、技能这条主线拓展深化,以体系完善助力乡村振兴,以主动作为做好同心答卷,以分类考评释放干事能量,以智慧决策推动基层善治,打造人民需要和满意的现代化基层党组织。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财政管理、角色定位与组织绩效——不同资源禀赋下西部某市乡镇政府的经验研究

本文旨在从财政管理体制的角度解释地方政府绩效不高的原因。基本假设是:财政管理体制对政府组织绩效的作用效果,是通过调控政府首要领导的角色定位(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程度来间接作用的。本文选取西部某市100个乡镇的300位管理者为样本,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不同资源禀赋下财政管理体制对乡镇政府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低资源禀赋条件下,财政管理控制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控制及其压力程度愈高时,将会改善乡镇政府管理,提升乡镇政府绩效。研究还发现首要领导角色冲突是影响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即无论在任何资源禀赋下,乡镇政府管理者的角色冲突状态将强烈地影响所在组织绩效,角色冲突程度越不显著的乡镇政府,组织绩效将越佳。研究表明,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之一是降低首要领导的角色冲突程度;并且对资源禀赋较差地区,应强化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控制,进而增进乡镇政府绩效。     

基层治理视角下“村霸”的概念、症结与治理对策

"村霸"一般可以分为恶性宗族型、寻租村干部型、多势力勾结型三种类型,基本特征为地域边界性、政治渗透性、扩散腐蚀性、幕后隐蔽性。"村霸"乱象的症结为乡村社会生态复杂,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基层监督体系待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失灵,基层选举规范性不足;违法惩治力度较弱,助长"村霸"不良行为。对此,应加强党的支部建设,重塑乡村价值体系;完善乡村法律制度,建设廉洁法治乡村;构建立体式基层干部监督机制,推进乡村善治;建立科学合理的查处机制,增强排查打击力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实现路径研究——以何斯路村的实践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道德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仍存在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价值弱化了道德的控制作用、治理主体伦理素养不高、现有的乡村治理实践尚未对德治表现出充分的重视等。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创造了一种系统性、全面性、有针对性的乡村德治模式,为其他乡村推进道德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体而言,即发展乡村产业,奠定道德治理物质基础;转化和创新发展乡村传统文化;设计完善的道德治理制度规则;构建道德奖励机制,强化道德行为;恢复道德的评价功能;提升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     

略论化解和防范乡村债务的对策

<正>乡镇政府是我国现行五级政府的基础环节,村级行政管理机构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虽然管理人数少、管理半径小,但事关政府事权履行是否畅通。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乡村两级债务凸现,成为一个影响国家财政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隐患。乡村运行困难突出表现为持续的收不抵支,累积的收支缺口使乡村背负起了巨额负债。乡村负债初期主要是兴建辖区内一些大型公益设施,但随着乡村财务状况的恶化,乡村的一些基本支出需求,诸如人员工资、日常办     

重构社会组织参与逻辑：社区专业治理内卷化的形成过程及破解路径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已由总体支配向专业治理转型。凭借专业性独特优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专业治理的关键主体。然而,现实中社会组织专业参与遭遇社区系统解构,未能带来应然专业治理效能,而是陷入专业治理内卷化。通过搭建社会组织专业参与分析框架,从微观视角剖析社会组织专业参与在社区系统的解构过程可发现,社会组织专业参与失效,主要是受组织间权威性冲突、行政任务重、考核指标高、专业化过度、权威性不足、网络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要再生公共价值,再造平等网络关系,重构服务承接逻辑,构建社会组织行动系统,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系统,打造网络资源开发系统,破解社区专业治理内卷化困局。     

角色理论视角下嵌入型干部的实践困境与因应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再度回归国家政治的话语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治理连接点,嵌入型干部因其特殊的结构位置被赋予多重角色,在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遭遇诸如角色超载、角色异化、角色冲突等困境。须从结构与能动两个层面着手,通过改进考评体系、优化选派机制和提升基层自主性三个方面消除嵌入型干部的角色扮演困境,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