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畛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再探

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社会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畛域之下,对其进行总体性透视,这样方能对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当代的鲜活体现。     

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有三大理论创新:在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实现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在国家职能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双重基本职能,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往往因为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而被异化;在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并将之描绘为“自由人联合体”。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理论体系探赜

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理论尚未作出系统的阐析,亟待对其进行专门探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理论研究和社会革命实践中,十分注重国家治理问题,他们创立了具有科学分析、批判否定、探索创新和历史发展等特性的国家治理理论,建构了全面、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阐明了国家治理与国家性质的内在关系,阐证了国家治理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基本原理,阐释了国家治理包蕴的深邃涵义;通过对德、英、法资产阶级旧国家和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国家治理所作的挞伐与褒扬,示现出二者的天壤之别,形成了强烈、深刻的比照;通过阐发氏族社会的原初治理、评说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经历的阶段,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治理,洞察和开显了整个人类治理发展的总趋向和全图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从一个学术概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为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们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困境,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两者都立足于唯物史观,聚焦人类前途命运,并将共同体作为实践形态和理想载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从理想蓝图转变为现实方案,从制度革命进化到全球治理,从单一维度增加到多重向度,从深刻批判上升到共生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丰富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阈,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蕴含。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巨大共同体的产生成为必然.现代共同体的流动性和不安全性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焦虑,它不仅不能使人获得自由,反而使人受制于共同体,共同体对人产生宰制和支配.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获得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农地软法治理

农地的软法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相契合,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规范多元主义理论相一致,也符合法律与政策互动的基本理论,因而满足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为规范农地的软法治理,我国应准确定位农地软法的实体价值目标,并建构软法的程序审查机制。要优化农地的软法治理,就应大力推进乡规民约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建设,维护和强化农地行业规章与团体章程的自律属性,同时使国家政策在农地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更加顺畅地运行。     

论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随着交往而展开的一系列人类活动的历史.从早期氏族社会的形成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往"始终是个体群体化和群体社会化的主要演进方式.随着交往全球化的深化与变革,当代社会的交往关系陷入新的困境,人类命运面临着新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它是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全球性交往新形式,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现实中实现了对当代交往关系的合理性重构,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国家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

国家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国家理论科学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类型、历史作用、职能、国家消亡等;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从探讨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出发,详细分析了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从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等方面对这两种国家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异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国家理论.     

论马克思国家理论与善治思想的契合

政治理论把国家视为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也在其著作中不断强调国家理论在政治学理论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善治理论作为当代政治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较为新颖的理论,其理论渊源、发展路径、现实应用均体现了当代国家与社会二元发展的和谐模式与路径创新.本文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认为善治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当代的诠释.     

股权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微观结构视角

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公司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借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工具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针对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整的过程细节,准确描述了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股东内部控制、要约收购、接管竞标等不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实际运作,对信息不完全和存在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控制权市场交易展开分析,从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阐明了股东对管理者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策略和条件。股权控制权市场的行为金融问题、股权控制权市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和股权控制权市场中的法律保护与管制政策设计问题将是未来该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     

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治理主义视角

全球化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各国政府间的竞争,必然对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变迁的压力。从当代治理主义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制度性要求中,可以给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一些启示。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过程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具有二元性:从策略层面来看,其问题的解决,依靠国际社会设计一套较为完善的国际机制,增强各成员之间的协调与互信,避免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某些成员奉行"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政策,也应避免有些成员将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做法,实现索马里海盗的打击手段由"各自护航"转向"共同遏制和分区巡逻";从战略层面来看,海盗问题的本质是索马里问题,国际社会应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加强索马里社会枪支管理,完善海盗惩罚的司法程序.迄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中更强调使用武力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追求"立竿见影";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则强调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社会根源.今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应吸收东西方治理理念中的有益成分,兼顾策略与战略两个层面.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域中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其意义初探

十九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是新时代举旗定向的科学论断,其深层意蕴须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视域中加以探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经历了一个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是以"美好生活"需要为驱动的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后果与必然趋势,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客观条件与不断丰富和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体"。世界历史的具体生成与空间铺展,既是资本的同质化社会关系在全球层面上布展的总体性过程,也是一种内在矛盾与冲突对抗的生成与扩张过程,呈现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空间机制与历史效果。基于这一前提,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为机制和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融合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性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与人类自由解放的世界性议题,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攻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世界性难题,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征程,其普遍性内涵与世界历史意蕴将逐渐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