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研究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PB)已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基于“双重组织道德情境-员工行为”的逻辑,本文引入工会道德型领导作为员工UPB的新的前因变量,并探讨其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341名企业工会成员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工会道德型领导在其基础上对员工UPB具有额外的抑制作用;(2)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曲线关系具有负向缓冲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UPB的作用逐渐减弱;(3)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的曲线关系具有正向纠偏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和员工UPB之间的曲线会逐渐扭转为边际递减的趋势。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员工UPB的抑制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够为企业完善道德型领导管理、规避道德风险提供实践指导。     

不道德行为在组织管理中的“涓滴”效应

基于“涓滴”效应框架和社会学习理论,本文构建一个“高层领导者—中层领导者—基层员工”逐级影响的多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不道德行为的“涓滴”效应。针对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企业,收集了87个团队共450名员工的多时点上下级追踪配对数据。研究表明：高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对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对基层员工工作场所偏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在高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影响基层员工工作场所偏离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上下级社会交换正向调节了下属的学习效果。本文丰富了不道德行为在组织中的传播机制研究,同时也启示领导者“以身作则”式管理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贡献、局限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差序式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国内外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相关研究成果多来自西方学界,基于中国文化情景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而聚焦于极具华人社会文化特色和内涵的本土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更是匮乏,有待进一步拓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从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组织文化情景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领导组织代表性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分阶段调研的方式,收集14家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457套调研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领导组织代表性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相较于圈内人,高领导组织代表性对差序式领导与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员工集体主义倾向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调节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实证检验中国组织文化情景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是对本土组织管理研究的有益补充;从圈内人和圈外人两条路径分析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为深入理解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认知过程及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对已有研究视角进行有益整合;提出并验证了领导组织代表性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补充了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的边界条件。     

领导行为、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权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

本文编制了结构化的企业员工组织公民权行为、组织承诺和领导行为的问卷,对企业的200名员工进行了实地调查.用积极主动维度、组织忠诚和帮助维度来衡量组织公民权行为;用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持续承诺来衡量组织承诺;用支持型领导行为来代表领导行为.分析结果显示,员工个体的差异与组织公民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支持型领导行为对组织公民权行为(积极主动、组织忠诚、帮助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不同维度与组织公民权行为的不同为也存在相关关系,而且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     

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差序格局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一种非伦理行为类型,但在实践中,因其亲组织性而容易被组织忽视或默许。已有研究证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组织的长远利益有害,而一些通常被认为对组织有益的概念(如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关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相当匮乏。领导-部属交换在差序格局下的华人组织中广泛存在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对员工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整合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基于352份中国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的员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和总效应调节模型法,探讨差序格局视角下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检验组织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领导-部属交换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和组织情感承诺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情感承诺在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道德认同负向调节这种中介作用;道德认同负向调节组织情感承诺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对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        实证检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这一非伦理行为类型,拓展了非伦理行为相关研究;选取领导-部属交换作为切入点,探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丰富了领导视角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提出并检验领导-部属交换、组织情感承诺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正向关系,再次证明一些被认为是正面的因素也会促使员工采取非伦理行为,丰富了领导-部属交换与组织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研究;探讨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得出与西方研究不同的结论,即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有直接显著影响,而员工的道德认同对此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反映了华人社会与西方社会对关系的认知差异。     

国外企业不道德行为研究述评

近年来,由企业不道德行为引发的企业"丑闻"已经导致许多著名企业的破产,这也使得企业不道德行为成为管理者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国内关于企业不道德行为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外对于企业不道德行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不道德行为的内涵和测量;接下来梳理了不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流派,对不道德行为的前因和结果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对企业不道德行为的管理方式;最后对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影响研究

通过两个时间段对260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家长式领导与员工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上下级关系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威权领导和仁慈领导分别对员工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德行领导对员工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此外,上下级关系在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与员工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起到了强化的调节作用。     

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如何降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道德效力和伦理型领导的作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从道德效力的视角探究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SRHRM)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关注了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伦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本文以320名员工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SRHRM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显著负相关;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在SRHRM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能够增强SRHRM与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间的正向关系;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SRHRM通过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还为企业降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供管理启示。     

以台湾服务业为视角的自我牺牲型领导与下属亲社会行为研究

以台湾服务业的一线员工及其直接领导者为样本,探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我牺牲型领导对下属的亲社会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从二元(垂直和水平)关系角度来看,领导成员关系和团队成员关系分别对自我牺牲型领导与下属亲社会行为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员工中心角度来看,员工的逢迎行为也正向调节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能会使组织遭受名誉和利益的双重损失。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究其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可有效规避其产生,对中国组织的长足发展大有裨益。本文基于自我归类理论,以52家家族式管理的初创期民营企业为样本,探讨中国组织中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探索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会正向影响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内部人身份认知在类亲情交换关系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所感知到的差序式领导的程度会正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作用。通过结论,为中国组织有效干预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供借鉴和思路。     

中韩家长式领导与组织支持感及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问卷调查了某韩国在华跨国公司356名普通员工,探讨了组织支持感在家长式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中韩两国的差异。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在仁慈、德行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中国员工相比,韩国员工对仁慈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感知更为敏感。     

“行高人非”:旁观者不道德侵害“好公民”的原因及其机制探析

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以"好公民"为视角,探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与后果,至今少见从第三方(旁观者)视角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对旁观者而言,他们可能对"好公民"的组织公民行为本身、动机以及结果形成负面认知,因而可能做出伤害"好公民"的不道德行为。为系统探讨组织公民行为的这种不道德旁观者效应及其机制,本研究提出了在"认知-情感-行为"框架下研究"旁观者不道德侵害好公民"之问题的新思路,分别依据社会比较理论、情感事件理论以及归因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过程机制。这一前瞻性的探索工作,不仅剖析了旁观者为什么以及如何对"好公民"做出不道德行为,而且也为研究"组织公民行为的黑暗面"探究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向,推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认同度研究

不同亲社会行为在大学生心目中的认同度有高低之分,认同度排在最高的依次是“公益行为”、“环保行为”、“帮助行为”等,排在最低的依次是“义气行为”、“遵从习俗”、“慷慨行为”。     

CEO变革型领导行为、组织认同与组织惯例更新: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时代,组织惯例更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组织惯例理论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文以中高层管理者为研究对象,探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机制和情境。通过统计软件SPSS和AMOS对203份高管团队及中层管理者匹配的数据分析发现：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中层管理者组织认同和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中层管理者组织认同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中层管理者集体主义倾向不仅调节了组织认同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组织认同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用,即中层管理者集体主义倾向越低,CEO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惯例更新的间接影响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探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中介机制和情境,并有效指导企业的组织惯例更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