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儒家文化之渊源关系探析

自宗白华先生明确提出"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以来,一般论者都会认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分别对应着儒道两家思想。然而,通过分析这对审美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我们发现"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内涵其实是根植于先秦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而对于这对审美范畴的评判,则与它们对儒家"天人关系"观念的呈现密切相关。作为两种对应存在的审美取向,"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礼乐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之中。相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礼乐文化对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儒家和谐文化刍议

"和谐"是中国文化史上儒家竭力倡导的人生哲学,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和"的思想早已融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天人之际、人际关系和身心平衡的和谐理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庸"的人生哲学,都强烈地模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儒家礼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儒家礼乐起源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地祗的活动.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礼乐制度.孔子继承和发展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建构了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批判继承儒家礼乐文化的精华及其精神价值意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具有借鉴意义或启迪意义: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的参照系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儒家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儒家礼乐文化的德治价值取向,启示我们在注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到德治与法制的有机结合.     

论儒家“和为贵”思想的现代意蕴及其价值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和为贵"思想是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和"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具体展现,是现代社会化解人际矛盾、平衡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千多年来,"和为贵"已然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且,这一思想理念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乃至世界的和谐相处,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庄子与道家美育观之建构

作为道家的代表,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建构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礼乐教化和儒家学说的独特的美育观。庄子美育观首先通过礼乐批判体现出来,并集中地表现在以“道”为原则的理想人格和以“虚静”为核心的人生修养论方面,对理想人格的艺术创造性也有深刻揭示。这种美育观与庄子追求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整体思想完全一致,与儒家美育观既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

晚周及秦汉儒家在"人情"之中为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认为礼乐之宜,本诸人情.但由于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在"礼因人情"一说的总体态度上,礼学家们的主流思想认为,一方面是对人情起着节度和文饰作用,另一方面,"人之常情"是每个人的正当需要,理应无条件的得到满足与尊重.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由文化的到政治的──略论孔、荀礼乐观念的变化

“礼乐”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周公制和作乐建立起来的贵族行为准则和政治统治秩序为数百年后的孔子带来了无限的眷恋和执着的追求。孔子无疑是想以周代的礼乐制度为典范重振王道礼乐秩序并成为这种“重振”的策划者,其政治用意是不容否认的,但孔子的实践与言论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这种文化关怀的精神对后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又过了大约２００年,孔门后学荀子重提礼乐的核心意义,却明显淡化了那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而构筑成一种赤裸裸的社会控制的强权理论。     

郭店楚简儒家礼乐文化精义辨析

本文对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中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述作了疏理和阐释，并与先秦其它儒家著作进行比较，以揭示这些思想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全文主要从礼乐的产生、礼乐制度的发生过程、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与仁德、刑法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等几个面来阐述的。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儒家和谐观探微

儒家和谐观是一种以正确性原则为内在精神的具有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谐观。“和”既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包括主体自身的状况,即人自身的修养。儒家以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这些关系,来实现人生和社会的普遍和谐。因此,以追求和谐为特点的辩证思维也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仍为人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着极富价值的资源。     

“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文化精神关联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两种文化精神存在着某些内在的文化精神价值的关联。这种文化精神就体现在对一种更高的公平和更合理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一种对平等世界的价值诉求和渴望,其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被表述为"大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体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关联的存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篇章,推动和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发展。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划界与一致——对“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关系的前提性思考

追求理想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由于承载主体的不同,理想表现为"共同理想"和"个人理想"两种类型。由于承载主体上的重大不同,使得二者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个人理想"是安顿个体生命的超越性价值追求,"共同理想"是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梦想",在二者关系上,既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也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真正的"共同理想",必然是既容纳"个人理想",为"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实现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又使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和谐和团结成为可能的价值追求。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既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实现了内在统一。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中国对于当今世界进步发展的理想追求,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相联,观念的相通,更有着价值上的相融。这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着"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贯穿着"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蕴涵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继承发扬儒家的大同思想,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展示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自信,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现实思考,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问题,推进人类的和平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