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伐中山与司马子期

对于春秋时期楚人攻伐中山这一历史事件,从汉魏至今,历代学者大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从事件本身讲,只有《战国策·中山策》一章于此有所涉及外,其他典籍并无详文可征;另一方面,从地理环境看,楚国地处南方。中间有晋、齐等国相阻,攻伐中山在交通上也有诸多不便。故此,晚清学者郭嵩焘在《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序中不由感慨道:“中山数有废兴,其言皆可信。而于楚之攻伐中山,则无能置一议,盖古书缺略者多也。”笔者以为,楚伐中山是确有其事的,该问题之所以久延未决,关键在于不少方家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和征引上有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做些探索,谬误之处,祈请指正。     

再论墙盘年代、微宗国别——兼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扶风庄白出土的一百零三件西周微家青铜器,是研究用、微史和微、周关系电的重要资料,也为函周青铜器的断代树立了标尺。但对这批器物的研究,在墙盘年代上有穆世、恭世     

“象刑”辨——兼与唐兰、程武同志商榷

“象刑”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篇》中的“象以典刑”和《皋陶谟篇》的“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因辞义简奥,遂使说者纷纭,莫衷一是。近几年来,由于考古新发现,引起了人们重新研究、解释“象刑”的兴趣。如唐兰同志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土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一文中说:“战国以后人上了儒家的唯心主义的胡说的当,把唐虞时代的‘象刑’(把刑法画成图象来公布)解释成为只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我见——兼与陈振羽同志商榷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宏伟大厦的牢固基石,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则是它的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此争论较多,因此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陈振羽同志的《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一文,文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现撰写此文,旨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进行探讨,并就某些问题与陈振羽同志商榷,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同志商榷

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对一些基本的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深入探讨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对完善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是有重要意义的。大家知道,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但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设施等社会现象,应该划入社会存在,还是划入社会意识呢?     

论“歌颂与暴露”的侧重点——兼与沈敏特、夏阳二同志商榷

自四十年代始,歌颂与暴露,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课题。我们曾经在较长时期内,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歌颂与暴露的论述,仅仅理解为“写光明为主”。并且当作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用以指导和要求每一篇作品。一九五七年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更发展到“写光明唯一”,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到了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物质——实践本体论”难以成立——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徐崇温同志提出“物质——实践本体论”命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概括。他说:“既强调实践,又坚持唯物主义,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光明日报》1988年4月18日)。在《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实践本体论,也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

“月亮问题”是量子力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涉及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哲学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给人以教益。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故提出来讨论。     

论中山国都城灵寿城的营建——答柳石、王晋

《河北学刊》1987年第3期刊登了柳石、王晋的《中山国故都——古灵寿城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此文对中山国都城灵寿故城的营建年代和设计者谈了他们的看法,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与笔者商榷。笔者因多年参与古灵寿城的勘探发掘,故认为有必要对城址的营建年代及有关问题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澄清是非。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也谈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指认”——兼与万平、李文峰同志商榷

在拉法格由《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等著作所营造的初始语境中,经济决定论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在马克思那里被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因素对于道德观念、政治制度以及人类历史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总体理论支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意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期发起的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包含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严重“左派”幼稚病倾向的误读。廓清经济决定论的基本理论意涵,矫正对经济决定论以误解为基调的批判,需要一种对经济决定论深入到历史语境之中的深层“历史指认”。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也谈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兼与丁冰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刊登了丁冰教授的文章,题为《“非国有化”改革观试析》(以下简称“丁文”).“丁文”对中国的“非国有化”持批评态度,笔者对其中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下面就“非国有化”谈谈自己的看法.     

“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的由来及其实质——兼与贺彦波同志商榷

恩格斯究竟何时第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是什么?贺彦波同志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小考》(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读后给人以启发。但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术语首次出现在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贺文也持这种观点。然而,仅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德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兼与辛向阳同志商榷

当前,继续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弄清马克思的科学概念,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读了《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上刊登的辛向阳同志《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及其基本特征》一文,颇受教益,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