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误区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由来已久,成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一柱公案.本文以该论述的经典文本表述为依据,从两大区分(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分以及"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区分)入手,并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归为第一大社会形态;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静态和动态的考查.得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全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三种生产方式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经济形式解体的可能性结果.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关系到中国历史的性质与未来走向,涉及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它们的思考与回答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又分为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两者因土地归属不同而各有特点,前者民主,后者专制。结合古代历史,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即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封建制——更完备的次生形态;被广泛接受的秦汉至明清的"封建"社会亦属广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第一种人类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继而实现共产主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

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国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源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的根本国情,这一根本国情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纲领、社会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东方社会结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科学扬弃

经过具体的实证研究 ,马克思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科学揭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区分了史前社会的公社和东方社会的村社的不同性质 ,纠正了把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原生形态位置的错误认识 ,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框架下，中圆形成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专制集权政治为特点的宗法等级社会。并且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分析中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层次原因以厦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叉。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李约瑟难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理论思考 ,为解决李约瑟难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李约瑟难题”式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历史阶段理论中的两个范畴系列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歧极大的各种解释,都涉及到《序言》中几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序列”说故然不能自圆其说,而近年来兴起的“并列”说却也难以成立。在“序列”说中出现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原因在于将《序言》中的范畴系列与以劳动为视角的奴隶制、农奴制等范畴系列简单混同,并以后者为对应标准来解释前者所致。其实,在马克思的历史阶段理论中,这是在考察角度、理论意图、研究方法、理论内涵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别的两个系列范畴,不应简单等同或置换。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它各范畴,在理论上的“序列”关系,是在人类历史范围内成立的,所反映的是发展次序而非自然次序,其理论地位也由此而确定。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落后国家的发展

研究非西方落后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探求造成其不发达状态的根本原因,开辟符合非西方落后国家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并非丝毫没有涉及西方以外的社会发展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对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正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具体分析东方社会历史的一个可贵尝试。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儒家正义论思考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郭沫若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的形成与反响辨析

在郭沫若的认知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他在实际处理中的化约思维和做法存在明显二重性。有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忽视中国社会特殊性、论据单一等不足。郭沫若的观点招致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的贬损、曲解。托派借助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进而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郭沫若观点的主要分歧基本限定在学术层面。郭沫若“沉默”应对外界批评,并非认同他者观点,亦非外部条件干预下的被动选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辩中充斥的盲从域外学者、宣扬国情特殊论等倾向,与郭沫若治唯物史观史学的旨趣相悖,应是他“回避”对话的主要原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关于它的论争由来已久。侯外庐先生继承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统绪,并以之为理论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从而得出了“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的结论。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运用矛盾普遍性特殊性原理的光辉范例

矛盾普遍性特殊性问题是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在二者关系上存在辩证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由此得出两种不同的矛盾普遍性———具体普遍性和抽象普遍性。邓小平运用具体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该理论无论在方法论原则上 ,还是在理论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

以“抽象的普遍性”和“绝对的特殊性”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都会陷入知性思维的误区。要准确理解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就应该辩证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思想入手进行考察。这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化的共同内涵及必然性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够走自己的路”两个重大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因为我们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赓续和更新中华文明。但这不是对特殊性的片面强调,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定位中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自主探索具有普遍性,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20世纪上半叶中日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谓马克思历史观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后人就对这一概念和理论存在争议。20世纪上半叶,中日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通过这次论战,促进了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较前更多的传播。     

试论“阶梯式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种发展哲学的研究新视域

阶梯式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等发展形式的重要补充;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它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必然性、等级性、线性等特征而不能反映其个体性、偶然性、随机性、非线性等特征,难以反映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等发展向度;它为发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域,为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判据。     

从非洲到东亚:亲属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以英国为主的社会人类学对非洲亲属制度研究的诸多理论,在进入东亚社会后,需要结合其自身的社会结构特点进行修正和讨论。东亚的人类学者应该首先立足自身,发现自己,而不应该完全沉溺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当然,这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一个东方和西方之间有选择的对话过程,这种对话在亲属制度的研究领域就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的内在互动过程。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