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鹗及其诗歌研究述评

厉鹗是清代中期文坛浙派的领袖，集诗人、词家、学者于一身。综观历代厉鹗的研究情况，在人格特征、诗学理论、诗歌创作及诗史意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于厉鹗诗歌内容方面的研究，如游仙、佛禅、西湖诗等，以及厉鹗与浙派的关联，山水诗纵横比较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厉鹗入京考——兼论其心态嬗变

厉鹗一生共三次入都,三次入都均与应试有关,而他对应试的态度也经历了充满信心、徘徊犹豫、主动弃绝的三次心理嬗变.考辨厉鹗三次入京经过与其心理嬗变过程,对于探究厉鹗思想性格甚至浙派诗人的共有心态具有深刻意义.     

厉鹗诗歌“宗宋”探微

清诗浙派以"宗宋"为基本特点,厉鹗作为浙派中期领袖,"宗宋"倾向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学问根柢,以书为诗材;二是语言上避俗生新;三是学南宋小家。他的宗宋是对宋诗美学的进一步肯定,再现了宋诗之美。     

厉鹗研究综述

厉鹗作为浙派宗师,从其诞生至今三百多年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研究兴趣.其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生前至1911年是活跃期;1912年至1979年是沉寂期;1980年以后是繁荣期.在这些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初步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与他在清代诗史上的实际地位极不匹配,我们期待对厉鹗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     

论厉鹗诗歌的创作个性

清代诗人厉鹗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现今大部分文学史著作将厉鹗树为浙派诗的代表人物,有碍于对其人其诗特立性的认识。厉鹗诗并非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他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表现为诗意的新奇和诗句的精整。     

“画禅诗圣”净慈烎虚禅师释明中的生平交游与文艺创作

杭州净慈寺烎虚禅师释明中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浙派诗僧的代表,“南屏诗社”重要成员.释明中诗画兼擅,亦长于书法和治印,时人誉为“画禅诗圣”.释明中以“南屏诗社”为基地,与钱陈群、金农、厉鹗、杭世骏、丁敬、梁同书等浙派代表人物的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奠定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基础,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应占一席之地.其对当今研究文人诗僧结社与浙派文学艺术创作和繁荣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论姚鼐对厉鹗之诗学批评

从创作心态角度分析了清代中期桐城诗派领袖姚鼐对浙派领袖厉鹗的诗学批评及其原因所在。姚鼐以充满阳刚气度的儒家君子人格作为立身之本,进而在文学创作中也追求一种与之相应的弘大之美;而厉鹗由于性格及生平经历等原因,一生以诗人自居,以文学创作为立身之本,故而在文学创作中求新求奇但境界不广,故此引发姚鼐对其创作的严厉批评,由此可知姚鼐、厉鹗两人诗学歧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人生定位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淅派和桐城派诗歌大有裨益,也为清代诗歌的心态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上佳个案。     

浙派诗歌理论及其渊源考辨

清代前中期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重“学”与重“清”为核心建构起了自己流派的诗歌理论,但其诗歌理论并非渊源于学界所常提及的“淅派文艺源头”——黄宗羲与查慎行．而是源于常因“反宋”而被摈之浙派诗歌发展流程之外的朱彝尊。     

袁枚批评浙派

袁枚以其"性灵说"为准绳,对清代康乾浙派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皆有评论,对其与"性灵说"符合之处予以肯定,对不符合"性灵说"之处则予以批评.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扫除障碍.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黄宗羲与浙派诗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顾炎武、王夫之鼎足而三。他以这顶桂冠称著于世,而其诗名则恰恰为之所掩,人多罕知之。其实,他不仅“启”后世民主主义思想之“蒙”,而且在诗歌发展史上也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样有一种“启蒙”意义在。质言之,黄宗羲是浙派诗的开山祖师。“浙派”或“浙诗”的名称,在乾、嘉时期袁枚的著作中已经多次出现。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浙派,专指当时厉鹗、杭世骏、吴颖芳、金农一派而言,旁及钱载诸家;广义的浙派,则包括其他与之风气相近的清代浙江诗人在内。清初朱彝尊、查慎行各领一宗,     

厉鹗山水诗特点初探

清代浙派领袖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江南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堪称山水诗人。由于仕途多次受挫以及不谐俗的孤僻个性,厉氏宦情淡薄而转向山水自然,以求得涤荡胸襟、消解苦闷。生活阅历狭窄与气质情趣的孤澹,决定了厉氏偏爱描写清寒、孤寂的山水之境;而逃禅倾向,又使厉氏喜写佛寺山水,以得禅悦之趣。虽然其诗风格欠丰富,又好用僻典替字,但清幽的风格、典雅的文词,使厉氏山水诗于王士、朱彝尊之外自树一帜,并影响到浙派诗人创作旨趣。     

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是清代成就最著的词派之一,其清空醇雅的论词主张对清代浙江女性词的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浙江女性词中呈现的清雅空灵之境、幽寂清寒的风调以及多用景语婉转传情的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浙派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透露出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与男性主流文坛暗相关联的信息。     

从中唐服饰风尚看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盛唐和中唐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也是诗歌的分水岭，中唐的诗歌展现了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 风貌，先是经历了以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过渡期，随着渴望中兴的改革观念的崛起，诗歌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出现了以怪 奇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尚实为特征的元白诗派，这些诗派的产生有着这个特定时代文化土壤的影响，可以通过文化的另一 个视角——服饰，在中唐出现的特色为出发点，探求另一种中唐文化的代表——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歌流派，所能够产生 和发展壮大的文化风尚原因，能对这两个诗派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进而了解中唐的时代特色与审美情趣。     

桐城诗派论“神”

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其诗论别出机杼，取精用宏，详赡而简易，典雅而精凿，颇多创获，独具特色，对清诗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对桐城诗派的“神”论，从神的审美意义、神似、感兴、神与味几方面进行考察，加深对桐城诗派的了解，揭示这一诗论对古典诗学的启示意义。     

厉鹗的文体观念

厉鹗的诗词理论有重文轻道的倾向，他对诗词的艺术分析有明显的辨体色彩。传统的文体分析注重文体的共性，厉鹗的诗词文体注重的是文体的个性，他认为诗词文体的共性是建立在个性差异基础之上，没有个性便不会有共性。诗词是文人雅趣的表达方式，作为传统的文人，厉鹗认为雅是诗词的本性，反对粗豪和低俗的语体，诗文的话语方式要能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厉鹗还认为作家应该创造富于个性的诗体或词体，这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成熟的表现，创体要从学识的积累和品性的修炼入手。     

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詹福瑞宫体诗，顾名思义是产生于宫廷的诗，学术界亦多认为宫体诗产生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作为诗歌流派来认识这一文学现象，有必要勾勒出这一诗派的诗人群体。梁代宫体诗派的领袖人物是简文帝萧纲。宫体之兴，主要是因为他的爱好与提倡。《梁书·简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