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真与札兀惕忽里

帖木真(亦作铁木真)被金丞相完颜襄封为札兀惕忽里(亦作察兀惕忽里、札兀忽里、察兀忽鲁),究竟应如何解读,一直倍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札忽惕”一词之“札”,“实”即“乣”字.“乣”字应读如“札”或“查”.帖木真被金封为札兀惕忽里,不是“百夫长”或“百户长”,而是金朝已正式承认帖木真为蒙古部的部长和统率蒙古军的统领.     

古速鲁氏非回回辨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回回部分有邪(耶)尔脱忽璘家族世系,首云:“邪(耶)尔脱忽璘者,回回古速鲁氏。”注云:“危素集作回纥”。柯劭志、屠寄《新元史》及《蒙兀儿史记》之《氏族表》皆从其说。屠寄并别作发挥曰:“古速鲁氏,牙刺洼赤别子耶尔脱忽璘之后。”按,三说皆误。当今学人或从其说,以耶尔脱忽璘一家为回回人,不可不辨。     

明清山东方言指示代词"这"、"那"单独表处所略说

明清时期具有山东方言背景的文献材料中出现了指示代词“这”、“那”单独表处所的用例,这种语法现象不是沿着“这里/那里”→“这儿/那儿”→“这/那”的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而是与“这”、“那”自身的性质有关,而且古代汉语中就有指示代词单独表处所的传统。现代汉语中“这”、“那”单独表处所是其自身功能和“这里/那里”→“这儿/那儿”→“这/那”两种现象的合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规范”与“描述”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形成相互补充、渗透和制约的态势,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关于鸦片战争的两个问题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首次抵抗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的战争。抗战为什么失败?以往的研究并不很透彻,有些结论或过于简单,或不符史实。笔者不揣浅陋,试列举两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指教。一、“忽战忽和”问题不少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在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几乎都强调指出: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道光皇帝“和战方针不定”、“忽战忽和”。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不符合史实。只要我们仔细翻阅一下《清实录·宣宗实录》,从道光帝的一系列谕旨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战争的指导并没有摇摆不定,而“忽战忽和”。诚然,在     

释《离骚》“忽忽”

《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王逸注“日又忽去,时将欲暮。”后人遂遵王说而引申曰:“忽忽,疾行貌。”实误。今按,此“忽”当与“暮”近义,作幽暗解。试论之: 屈赋中“其”“之”诸字常用作连词“而”(“之”“其”“而”古音同属之部,故音近义通)。则“其”前后之词,其词性往往相同而词义相近似。如“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纟画)其难迁”。“总总”即“离合”,“纬(纟画)”即“难迁”。类此者甚众,兹不赘举。同理,此句“忽忽”与“暮”亦当为同义词,共明“日”之状态。余疑这“忽”为“曶”之借字,《汉书·古今人表》:“仲忽”作“仲曶”。《汉书·扬雄传》:“时人皆     

进步观念确立的基本前提

进步观念是近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很多思想家的历史理论都是在这一主导性的观念下建构的,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理性主体的形成、稳定法则的信念、线性时间的确立和世俗价值的取向,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得以确立的四个基本的理论前提.通过对它们的梳理和分析,不但可以加深对历史进步观念的理解,而且可以确证,只要这些前提性条件存在,进步观念就依然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赔偿、惩罚与禁止原则的根据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是建立在“一切之所从出”的权利基础上,它首先不是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而是通过权利要求限制他人“不能做什么”.对越界行为追索赔偿、进行惩罚与禁止的正义条件既是确立人与人之间边际界限的原则根据,更是社会合作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必要前提.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由此可以生长出、至少不能妨碍到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合作.     

不能舍弃的是什么？

人这一生，拥有很多，失去的也很多，但什么东西绝不能舍弃呢？那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诚信”和“责任”。“诚信”和“责任”犹如孪生兄弟，诚信为“里”，责任是“表”，表里合一构成完美的人生。     

社会选择是创新系统自组织进化的重要环节--《技术创新系统自组织论》一书评述

20世纪初,熊彼特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提出使技术创新的系统观得以形成和确立。人们对技术创新过程的认识,经历了如下的发展过程:从线性的、确定性发展模式,到随机的、再到自组织进化等观点。技术创新系统具有自组织性且不断进化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技术的社会形成”     

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有恒产者有恒心”说起

“恒产”理论反映了孟子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以德育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使教育得以发挥“善性”的作用,达到“明人伦”的目的。孟子从国家建设和民众社会生活的全局利益出发,将道德、教育和经济合而为一,使教育成为得以扩充人的“善端”的必不可少的外力条件。站在“王道”、“仁政”和“性善”论的角度,可以看出孟子的经济思想与教育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对徐克《智取威虎山》主题的一种解释

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中，小分队的总任务被分解成“守土御匪”和“拯救母亲”两个任务，前者由少剑波主导，后者由杨子荣主导；栓子与小分队成员在片中形成默认契约；小分队提供保护，寻找他的母亲，而他只有在小分队执行上述任务时才服从小分队；最终，以完成救母这一任务为条件，小分队的“传奇”成为片中当代时空主要角色的“爷爷”记忆和讲述的“荣誉”，并借此得以在当代人中被流传与改写。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从“阴间审判”在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谈起

当与特定历史环境形成了必要的耦合,看似荒谬的“阴间审判”得以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策略中占得一席之位,成为囿于稀缺执法资源与高昂侦讯成本约束下社会秩序维持制度的重要补充。观其由盛至衰的轨迹,毋宁是“任何制度都是语境化的”这一命题重要的论证过程——“鬼神”所蕴含的超自然性质既保障了“阴间审判”能在信息条件匮乏的古代社会形成可置信威慑,也注定了它必然止步于社会流动性增强,且因科技进步而人们事实探知能力显著提升的现代社会。     

试论差序格局对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差序格局下,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政府在社会中起巨大作用,从而使得政府机构比较庞大;差序格局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差序格局下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现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与社会、个人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我国基层社会家族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解体,造就出具有“独立性”的人;构建法治社会,为社会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法治条件;实行市场经济,使社会异质性成分增加.     

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战略意义

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塑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人才观.邓小平人才思想有利于端正党的路线,有利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形成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人才的积极性得以调动,人才的素质得以全面发展.     

中国当代美学三大基本问题研究辨正

美本质、审美发生、审美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关系,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三大难题。新的研究表明：人的意识能力的发展及非功利性。心理“闲暇”的形成,是审美关系得以发生的前提。所谓审美,就是人在无功利需求状态下,由观照事物形式一形象而产生愉悦感觉的行为。因此,功利性是审美关系的基础条件,而非功利性则是审美关系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审美关系中形成的“美的”感觉经由对象化、客观化过程成为人们认识误区中的虚空的存在物——美。美概念的实际内涵本是对人的非功利快感的表述,后被人们误用来指称审美对象或审美价值,其正确的使用应表示由全部审美现象构成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范畴,与“真”、“善”相并列。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关于优化要素配置机制的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资金、技术、人才、生产资料等）在各地区的分布和组合都不尽合理。这种分布和组合要么偏重于内地（三线建设时期）,要么偏重于沿海（“七五”计划时期）形成忽西忽东、顾此失彼的态势以及生产要素的闲置和浪费。生产要素在各地区、各部门、各生产单位内部的分配和利用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所以,考察我国要素配置的现状及其弊端之成因,探索优化要素配置之途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有过程的。作为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的“汉字” ,在东亚大文化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汉字的传入和使用 ,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历史 ,使深层次文化交流得以进行 ,并逐渐形成以中国儒学思想为核心、汉字为重要特征之一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现代时间观:基督教、物理学与马克思的相遇

古代社会的时间是可循环的和非匀质的,受基督教和近代物理学的影响,现代社会的时间是线性的和可度量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则揭示了另一种现代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面向未来的可度量线性时间意识和不断缩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意识,共同建构了现代人的一种心性结构,即“匆忙”.基督教、近代物理学与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的时间角度考察上,形成了可以相互支撑的理解框架,并对如何走出“匆忙”,提供了学理分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