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实现向数字化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其路径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就越大,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也就越高;（2）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中尤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中度与供应商创新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供应链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供应链的组织关联与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公司年报文本信息进行挖掘,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实证分析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创新的关系机制,以及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供应商创新水平。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溢出机制与激励机制推进供应商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在上述关系以及机制中分别具有负向与正向的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性质、高技术产业以及远距离的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供应商企业应紧密把握客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建立“链条整合”的经营思路,加强与客户企业的协同创新合作力度,以数字化转型带动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而企业创新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信息透明度、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实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市场化进程引入实证分析中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阻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进程则会增强这种促进作用;基于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与非国有、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数据要素嵌入、双元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双元创新是助推数据要素有效嵌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双元创新视角,剖析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运用2008—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嵌入能够有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双元创新在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更多地通过探索式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利用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在企业内部微观特征和外部宏观环境层面存在异质性。因此,建议应有效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数据要素赋能外部环境;持续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动力,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积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数字化转型、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

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企业的知识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知识耦合对企业知识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知识的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显著效果依然存在;知识耦合在数字化转型与知识流动的关系中具有传导效应,原有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呈“U”型关系,而新旧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对知识耦合具有显著作用,其显著性受到时间窗口的约束。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衡量指标,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上述关系在通过更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代理冲突较严重的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因此,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使得数字化转型能够与企业发展导向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和价值增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着力构建和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农业企业正在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策略来提高其企业绩效。文章基于TOE框架归纳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三个表现层面,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测量指标,并基于2016—2020年中国农业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信息,通过AMOS结构方程模型和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其绩效的正向影响路径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组织结构、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环境因素,企业应该注重提高数字化创新能力,培育数字化企业文化,关注数字化政策动向,寻求数字化合作以及提高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效率

文章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减少企业库存周转天数,提高供应链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效率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市场战略布局渠道、效率渠道以及融资约束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内涵、统计测度技术路线和改进思路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推力,是企业实现提质降本增效目标、发现并创造新价值的必由之路。高质量的统计测度是研究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的基础,学界和业界目前已经就这一问题形成成熟度模型构建、文本分析和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测算三条主要技术路线,政府部门亦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有所作为。本文首先介绍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和属性;再对三条统计测度技术路线进行系统概述,围绕测度框架和数据来源评价其各自优劣,选出首选路线;最后分别面向学界业界和政府统计部门提出后续改进思路。本文试图在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统计测度质量方面做出理论贡献,以期为后续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提供支持。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股票流动性

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以股票流动性作为资本市场的考量指标,分析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以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作用机理与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资本市场释放了利好信息,能提高股票流动性,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了股票流动性。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客户信息优势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客户信息优势提升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创新绩效高、规模大的样本企业,以及技术引进经费与市场发展程度高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统计工作模式创新及其配套举措研究

大数据正在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必将给我国统计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时代对政府统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出发点,提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统计工作的组织优化及模式创新方案,给出配套举措和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影响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重构和能力重塑视角,利用2397家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来看,当数字化转型处于较低或较高水平时,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处于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吸收能力和双元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效应。     

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选择与政府制度创新的博弈分析

文章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选择问题.首先探讨了技术创新的外部性问题,指出由此会导致全社会技术创新供给不足的问题;随后,利用静态博弈的方法,从两个企业相互作用的微观视角,研究技术创新供给不足问题形成的内在机理,得到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选择会陷入囚徒困境的结论:进一步建立政府与企业关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静态博弈模型,归结出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为政府和企业分别选择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