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金砖国家1992-201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GMM的方法检验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环境污染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呈现N型曲线关系,印度处于N型曲线的第一拐点前,中国和南非位于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间,巴西和俄罗斯处于第二拐点之后.总体上金砖国家的贸易开放度的提升会加剧环境污染,由贸易活动引起的经济增长会使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增长、能源消耗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均会对污染物的排放产生影响.     

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向量参数估计表明,中国人均工业SO<,2>排放曲线带有明显转型期特征;初始经济结构、产业转型、环境治理投入的差异,是转型期特征的影响在省际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上海长宁区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系研究

近十年来,上海市长宁区常住人口结构出现新变化。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转型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基于人口发展的角度,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出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前提下,适度提高外来人口留住能力;加大教育投入,并增加对继续教育的支持力度;缩小不同街镇之间的发展差异,分散地区人口压力;关注老龄化发展进程,着意挖掘老龄人口的智慧资源等对策建议。     

世博效应助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回顾世博发展历程,举办世博会是走出危机的动力,能促进城市群发展壮大,带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其对经济的拉动可分为筹办时的投资效应、会展期的需求效应及世博会的后续效应等,并对举办城市及周边地区产生牵引联动作用.上海世博会在推动上海城市转型的同时,也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契机,有利于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长三角一体化和提升人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基础性要素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常认为基础性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探究发展经济学的结构转型观点是否也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文章选取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样本,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1978—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发现,基础性要素始终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结构转型,分别以“农业-制造业”与“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转型为主要内容。且结构转型主要在东西部地区推动经济增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以来基础性要素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增长表现出下行趋势,虽然各样本的主要增长动力并不一致,但在基础性要素与结构转型的作用下,这种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甚至是扭转。     

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

有序推进城市蔓延对实现城市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统一化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蔓延,匹配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城市蔓延的环境效应,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最后进行城市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显著减缓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环境污染,且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财政压力低的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中更为明显;考虑外溢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本地的城市蔓延同样抑制了周边城市的环境污染;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抑制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重要的中介机制。     

城市蔓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

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实现绿色转型。当前我国的快速城镇化和以城市蔓延为典型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改变,势必对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文章基于我国城市层面的数据,用系统GMM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城市蔓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这种抑制作用在人力资本丰富、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和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相对较弱。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使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影响,从而阻碍了工业绿色转型。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

我国林业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最大的限制因素在于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文章以伊春市和白山市两个典型的林业资源型城市为例,运用VAR模型对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并没有促进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反,城市经济发展则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建议林业资源型城市应建立市场运作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金融支持模式,最终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实现城市转型.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进而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利用2SLS等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存在门槛效应;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实现向数字化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其路径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就越大,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也就越高;（2）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中尤为突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陕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在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的今天,探索某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1985-2007年为样本区间,以人均GDP为经济增长指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产生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分析环境污染现状,确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协调度分析.研究表明:陕西省环境污染区域差异明显,关中比重大,陕北增速高;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有长期均衡关系,且呈"N"型,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急剧下降.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中度与供应商创新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供应链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供应链的组织关联与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公司年报文本信息进行挖掘,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实证分析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创新的关系机制,以及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供应商创新水平。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溢出机制与激励机制推进供应商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在上述关系以及机制中分别具有负向与正向的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性质、高技术产业以及远距离的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供应商企业应紧密把握客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建立“链条整合”的经营思路,加强与客户企业的协同创新合作力度,以数字化转型带动创新水平的提升。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部江西、河南、山西、湖南和湖北五省2005-2011年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对数模型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调递减、单调递增、“U”型、倒“U”型、倒“∽”、“N”型中的哪个形态.由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工业化进程的快慢,致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脱钩的拐点迥异,并且各省份通过拐点的时间有先有后.实证的结果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较大的出入,表明各省在贯彻可持续发展和“五化”同步的进程中摈弃了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经验证据

"实行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路径.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整治"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是坚持走可持续发展头上的两把利刃.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资源有效利用以及污染外部效应的两难冲突是实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