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

“绝地天通”作为中国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所反映的是中国原创时期的观念转型 :从本源的生活感悟到形上的哲学建构。这种形而上学在形下的制度上的落实 ,便是汉代以来作为专制秩序的礼制的建立。原来“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交融关系 ,是一种本源的生活领悟 ;而“绝地天通”的发生 ,则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打破 ,它最终导致了大本大源的蔽塞 ,而成为后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观念上的最初根据。因此 ,“绝地天通”的观念必须接受我们的破解。这种破解的目的在于 :引导我们从“天人相分”“人神不杂”的礼制秩序向“天人合一”“人神杂糅”的生活本源的回归 ,而将我们带向当下的本源的生活领悟。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论殷周上帝观

<正> 自东汉以来,学术界通常认为殷周时代的“帝”便是“天”,帝、天混一而不分,它们是殷周思想中至上神的不同称谓。今人一般都承袭此观点。近年出现了两种新的学术观点,对此成说提出质疑。一种观点认为,上帝只是殷代的至上神,周代的至上神是“天”;另一种观点进一步认为,殷代的上帝只是诸神之一,非至上神。对上述两种观点作出客观剖析,同时对殷周思想中的至上神观念作出进一步考察,当属必要。一、天不是周代的至上神     

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大特点 :一是“义和团”的名称 ,二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 ,三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追求。根据这三个特点出现并泛化的情形 ,可把义和团起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和完形期。大刀会吃符请神、“刀枪不入” ,在斗争中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 ,为运动提供了雏形 ;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坚持了“兴清灭洋”的宗旨 ,为运动提供了义和拳、义和团的名号 ;鲁西北金钟罩神拳开展斗争后兼有了三大特点 ,成为义和团的完成形态     

从东汉后期文学看玄儒境界——兼论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思想环节

“为文之术,首在治心”。由东汉后期文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心态变化、审美视角变化和作用观念的变化,推衍出一种异于汉儒正统观念的“玄儒境界”。而这种“玄儒境界”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构造,则又成为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中介环节。从理论根源上看,汉人能够凝聚儒、道审美趣味而形成“玄儒境界”,结穴于先秦儒、道均落实于人生而又追求于无限的超越状态;从文化背景上看,这种新型人格的出现实现了《诗》、《骚》融合基础上的艺术自觉;从历史条件上看,这种艺术的、人格的、哲学的转折,均根植于汉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 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 ,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 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 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力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     

略论汉代的皇家教育

本文主要对汉代皇家教育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教师地位、君主教育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述.文章认为,西汉与东汉的君主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汉行师傅制,而到了东汉,侍讲制取代了师傅制.两汉帝王之师的人选,西汉昭帝以前多由“忠厚恭谨”型担任,而昭宣以后,转为“明经笃行”型担任.汉代的皇家教育对两汉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而汉代又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的时期。汉代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了礼法结合。二百余年后,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又进行一次总结,并由班固整理出一部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礼法进一步结合。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汉代礼法融合的历史背景汉朝建立以后,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上有…     

从“上下通”释“德”之本义

“■”字出现在甲骨文和西周初期以前的金文中,可隶定为■,其本义为“视道而直行”,引申为“省察”“巡视”;西周初年随着“天命有德”观念的出现,周人借形赋义,又为“■”赋予了“在大地中央省察天意并有所领会”的含义,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字,可以隶定为“徝”。省、直古音相近,故可相互通用。上古时期,上天是人间意义的最重要来源,很多核心观念与词汇都与交通天人的“上下通”有关,周人以“根据上天之意行事”为有“德”,而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怎么做是通过心来把握的,所以在“徝”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符成为“德”字,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唐前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西王母由一个形貌怪异的神话人物演变为传说中的人间帝王,并进而成为神仙道教的神,反映了神话人物历史化与宗教化的过程。《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怪异形貌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原始信仰和图腾崇拜。西王母人王的形象以及她频繁的外交活动,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诸侯国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情势下寻求帮助和依靠的反映。两汉魏晋时期西王母形貌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仙人形貌及其生活的不同理解,体现了魏晋时期豪门世族现世享乐的处世观念;另一方面也与道教徒宣传神仙道教思想有关。而作为西王母配偶神的东王公出现在东汉中后期,一方面是汉代盛行的阴阳学说在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则与两汉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基于考古资料的汉代相关社会风俗探讨

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社会风俗和观念及其内容、内涵等均获得较大发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崇拜神仙、祭祀物品、求吉纳祥、辟邪驱恶等作为汉代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关系较为密切，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所体现“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等十分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风俗乃至汉代社会内容均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东汉孝女曹娥原为"巫女"考论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曹娥是一名孝女,而不知道她还有另一种身份--"巫女".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以"神道设教",因势利导,将中原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成功地把一个巫女塑造成为一个孝女.孝女曹娥的故事,是汉代以降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伦常观念与正处于地域文化转型中的会稽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论《太平经》的孝道观

《太平经》的孝道观,一方面继承了汉代的孝道思想,以“天”论证“孝”的来源,并把“孝”和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面对东汉末年动荡的局势,对“孝”的理论进行调整,强调孝行之自然,把“孝”和因果报应联系起来,成功地把儒家思想纳入道教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