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动态趋势研究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过程和成果三个维度,测度2003—2018年我国30个（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Markov链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动态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存在东强西弱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区域间差异是引起全国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而对于区域内差异,东部地区两极分化最严重,其次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全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升级难度。     

我国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地区间存在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现象,文章在深入解读转型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对31个省份在2013年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对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各省份的公共服务水平分区域呈现出差异,东部区域的政府政策对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中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西部区域的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均对该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实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各地区收敛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状态,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差异最为明显,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具有不同的α收敛、β收敛特征。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章突破从速度、规模等单一指标去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表象,创新性地概括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的内涵.同时构建了产业导向性、产业带动性、产业市场化、产业创新性、产业效益性五个一级指标和十七个二级指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28个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省份综合质量领跑,但产业创新“掉队”;中部省份创新能力突出,但市场拓展“缺位”;西部省份市场表现积极,但产业反应“冷淡”.     

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面板熵值法测度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与基尼系数方法分析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发展之间存在明显脱节;2008年以后,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表现为先降后升,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则相对稳定。     

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中国各省份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等因素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从全国层面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存量也能促进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其是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存量一定时,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变小.从区域层面看,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是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是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初级人力资本的负向外溢效应比较明显,中级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会阻碍产业转型,在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对产业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高级人力资本会显著促进各地区产业升级.     

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文章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旅游产业结构规模化、合理化、高级化的量、高级化的质和效益表现五个维度构建结构视角下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权TOPSIS法和聚类分析法对31个省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区域比较和分类评价。研究表明：（1）在结构视角下,以粤、京、沪为首的15个省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渝、桂、琼为首的16个省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3）通过聚类分析将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为高质量标杆型、高质量示范型、高质量奋进型、高质量稳健型、一般质量奋进型、一般质量示范型和一般质量追赶型七种。（4）我国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量两个方面的水平较高,但规模化、高级化的质和效益表现的水平有待提高。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     

影响陕西省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分析

陕西省是西部欠发达省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东部、中部水平，徘徊在全国第27、28位，在西部省份也处于中下游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中部地区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测算研究

在传统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中引入产业发展质量指数,构建兼备量与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方法,估算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利用核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高质量发展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演进规律,探究三大地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差异情况,识别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全国与三大地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东部绝对水平高于其他地带,中部平均增速最快。中部和西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份间存在空间差异特征,大部分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带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第二,全国和东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分散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梯度效应和微弱的极化现象。中部和西部区域内出现水平极高值的可能性较高,特别是中部。第三,全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不均衡现象,全国、东部与西部的区域内差异随着时间变化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中部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并在2017年超过东部成为差异最大的区域。地带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差异也整体下降,东部和中部之间的差距相对更...     

中国式产业现代化的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从中国式产业基础高级化、中国式产业结构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协同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创新现代化与中国式产业融合现代化5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QAP方法分析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虽然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表现出攀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阶梯分布状态;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源自地区间差异,并表现出减小趋势;中国式产业基础高级化子维度差异是引起中国式产业现代化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为中国式产业融合现代化、中国式产业结构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协同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创新现代化子维度差异。应完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顶层设计、实施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加速中国式产业基础高级化进程,推动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发展。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统计评价及实证分析

采用统计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产业结构转型变动进行测算;对产业关联度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对产业生态化进行定量研究.围绕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的目标,以典型省份的统计数据测算为基础,给出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政府治理效能指数,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07—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对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来讲,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生态文明差异;全样本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中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α收敛,西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区域低碳发展指数建模——基于中国30省份的实证分析

区域低碳发展指数对于客观度量和对比不同地区的低碳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综合空间距离法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思路,从区域低碳经济、区域低碳能源效率、区域低碳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区域低碳发展指数模型,并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1年的实际数据,对各区域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动态分析和地区差异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低碳发展平均水平北京最高,宁夏最低;全国低碳发展水平稳中有升,但地区间的不平衡性有加剧的趋势;排名前30%的地区低碳发展差异性在缩小,排名后30%的地区之间不平衡性则逐渐趋于稳定;东部经济区的低碳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和西部;聚类结果表明,按照低碳发展水平将各地区分为高、中、低三类是比较合适的。     

中部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

本文以中部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为评价对象,首先给出了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评价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到中部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平均水平,与东部省份有明显差距,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相当,略高于西部省份等结论。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全局以及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总体、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状态,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大地区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第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的趋势。四大地区中,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且东部地区多呈现“H-H”型集聚,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多呈现“L-L”型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