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与分析

文章基于2004-2015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绝对趋同、俱乐部趋同、条件趋同三个方面对长江经济带服务业TFP进行β趋同检验,分析其空间差异和变动趋势.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服务业TFP总体呈下降趋势,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效率是TFP增长的主要源泉;长江经济带服务业TFP区域差异性特征显著,但增长呈现出长期收敛趋势.     

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门槛效应分析

通过我国27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开放经济环境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随着其开放度不同,农业FDI对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出口依存度低于6.404％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效应,在6.404％和21.715％之间,影响不显著,而高于21.71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呈现“U”型特征,而对外投资率存在单一门槛,当地区的对外投资率低于0.295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县域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证据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挖掘绿色发展的金融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用综合指数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生态问题突出、金融欠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乌江流域40个县域为样本,估计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金融不发达,但是整体水平处于上升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全样本下,县域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下游地区县域金融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上游地区县域金融则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8年之后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大。     

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演变

文章将非合意产出农业碳排放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时空演进态势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存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双重驱动的现象。（2）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三大地区划分视角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持平,东部地区次之;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慢。（3）通过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高于八大经济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有右移倾向,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地区差距大致经历先缩小后增大的演进过程。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营商环境、互联网政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采用2016—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Mamlquist指数测算31个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引入互联网政务作为调节变量，并分区域探讨其差异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抑制，并制约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解路径；引入互联网政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发现，互联网政务能够起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在东中部地区起到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法治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农村区域的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建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理论,利用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性。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知识增长都对高质量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省份之间以及省份内部自身的差异性,地区发展不平衡;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对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规制、基础设施对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区域R&D活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R&D活动分解为上游的"科技研发"和下游的"经济转化"两个阶段,并通过构建相应的网络SBM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区域R&D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进行全面的动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R&D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2.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技术效率,是R&D活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3.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而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之间几乎完全背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4.相对于科技研发阶段,经济转化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才是R&D活动发展的主要因素;5.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有所降低,均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知识溢出空间效应分析

使用知识资本模型引入跨区域知识溢出的空间计量变量,研究省际知识溢出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研究对象由公司或企业视角转换到区域视角,分析中国省域间知识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Christensen定义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度量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因变量,描述每个区域将实际资本与劳动力转化为产出的效率。解释变量为区域内部与外部的知识资本,其中外部知识资本反映了区域间知识溢出效应的贡献。研究中使用1998—2012年31个省份数据,区域知识资本的度量由专利指标构成。通过考虑区域间的个体异质性和区域相邻导致的空间自相关,使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知识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资本对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存在显著影响,同时从一个新的空间维度分析了地理接近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增加。     

基于DEA的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并分解了2002—2007年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基于数据包络方法测算出各省历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表明：从2001年后我国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改善趋势,技术进步的作用逐步增强。然而,东部地区各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能源效率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呈现出相似性,技术进步成为各省（市）能源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反贫困瞄准：以低保为例的ROC方法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代理工具测试模型（Proxy means testing,PMT）并结合ROC曲线方法（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研究低保的反贫困瞄准问题。结果显示：城市单个贫困指数以卫生间类型、电脑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农村单个贫困指数则以户主年龄、冰箱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更改贫困概率门槛值会影响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贫困瞄准结果，对于一个较低的贫困概率门槛值，其对应的覆盖率（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覆盖贫困人口）和漏损率（非贫困人口被纳入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都比较高。当政策制定者把对覆盖贫困人口和排除非贫困人口的目标赋予同等权重时，城乡贫困概率门槛值约为0.5左右。当贫困率较低且使用与贫困率相同的瞄准率时，基于PMT模型的贫困瞄准较差。在贫困率给定的条件下，随着受益比率（包含率）的增加，贫困瞄准的精确性在提高。使用全覆盖所需预算的百分比下降时，覆盖率和漏损率也都呈现下降态势，贫困率逐渐上升，预算中做覆盖之用的比例上升，而预算中漏损部分的比例下降。贫困线的变动会影响覆盖率、漏损率。     

国家财政支持对林业产业全要生产率影响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5—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林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了国家财政支持和空间因素对林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05—2017年,我国林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普遍偏低;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林业产业全要生产率上升的主要因素;国家财政支持对我国林业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我国林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国家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形成产业联动,全面提高我国林业产业的生产效率。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测算与区域特征分解

文章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对2006—202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测算,并引入版块维度对其区域差异进行考察,研究表明：（1）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掣肘于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2）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平稳向上;从省域看,以2015年为界分为动荡期与平稳增长期;从地理版块和城市群版块看,无明显变化节点,但不同地理版块的生产率受区域资源及地带影响,城市群版块的生产率受产业结构及行业转移影响。（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地理版块不存在空间集聚性;而城市群版块在2009—2020年高质量集聚区较少。     

我国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生猪养殖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为助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04—2020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生猪养殖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内生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测度了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使用新的方法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分解。结果显示：（1）2004—2020年,我国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为3.2%。（2）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于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动力。（3）生猪养殖业的效率改善主要来源于发展效率改善,而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4）发展动能和绿色动能均能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绿色动能是主要因素。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区域趋同检验

文章选用2003—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运用Malmquist指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中国六大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值和数值进行了测算,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行分析,同时,运用趋同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σ趋同、β趋同和条件趋同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六大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区域间趋同,东北地区、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和南部沿海四个地区存在区域内σ趋同和β趋同,黄河流域存在区域内β趋同,京津冀并没有趋同趋势。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科学研究、房地产投资对区域趋同具有负向影响,经济增长和政府购买则会产生正向影响。     

R&D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本文论述了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同时考虑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了R&;D、R&;D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R&;D投入的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具有推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都不显著;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国各地区还没有达到吸收能力的门槛,不能充分吸收R&;D国际溢出。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陕西省耕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耕地生产效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空间维度对研究区域在同一目标时期内的效率进行分析。鉴此,在采用Malmquist指数法从时间维度对陕西省主要区域耕地跨时期的效率变化进行分析的同时,从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三方面分别对其收敛性进行分析。通过对陕西省1990—2011年期间耕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实证分析发现:从耕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较为显著,且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结构也不完全相同;从收敛性角度看,陕西省耕地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存在σ收敛,且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各地区之间耕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趋于稳定在同一水平。研究结论显示:陕西省耕地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2011年期间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省内各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耕地全要素生产率既存在σ收敛,同时也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建议陕西省通过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以及改造陕南坡耕地等措施,以保持耕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