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产业兴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基础上,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产业兴旺指数,并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支持乡村产业兴旺,但该支持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不同产业兴旺水平下,该支持效应也存在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推动产业兴旺。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是助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文章从省际面板数据中截取了2011—2019年的部分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分区域探讨的情况下,回归结果依然具备较强的稳健性;(2)数字普惠金融能进一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生改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4)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而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则相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视角,系统剖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亦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据此,本文从厚植乡村“数字土壤”、统筹多维因素综合施策、重视中微观层面差异化特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使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基于“绝对量”“增量”“增速”“变异程度”四项指标的综合距离面板数据聚类方法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并采取半参数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省域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空间上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具有较大差异,青海、贵州、西藏的数字金融发展均呈现高增长量、高增速、高波动的特征。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居民金融素养、金融规模均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而投资规模和金融风险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来说,投资规模过大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安全性过高会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科技金融、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2—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结果发现:科技创新在东、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而在中部地区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科技创新对公共科技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完全中介效应,而对市场科技金融只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发展差异,导致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财政科技投入、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

财政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科技创新是提高生态效率、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文章利用199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测算了我国生态效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财政科技投入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科技投入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提高。东中部地区财政科技投入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提高,西部地区则不明显。（2）财政科技投入显著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东部地区以促进中高端科技创新为主,中部地区以促进高、中、低端科技创新为主,西部地区以促进中低端科技创新为主。（3）财政科技投入主要通过影响科技创新促进生态效率提高,东中部地区分别通过中高端、高端科技创新促进生态效率提升,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