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能源效率再测度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克服传统DEA方法的缺陷,文章采用DEA博弈交叉效率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6年30个省份碳排放约束下的能源效率现状,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省际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地区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有负向抑制作用,但不显著;其他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区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且经济发展水平的溢出效应大于产业升级,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对本地区的能源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通过Moran's I指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经济绩效与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SEM模型和SDM模型对2012年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绩效和金融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作用不仅对所在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有正的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政府干预与区域碳排放效率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和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起抑制作用,而二者的联合效应对碳排放效率起促进作用。基于邻接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和政府干预对邻接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效应表现为显著促进,邻接地区碳排放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显著,西部地区邻接地区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溢出效应消失。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提升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不仅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的能源效率,还对周边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仅利于本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都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仅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特大城市、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对本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中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8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六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文章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六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政府行为、金融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因此,文章提出了中部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措施,以期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

利用2005—2016年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民增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两者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短期内邻近地区农业信贷投入不利于本地区农民增收,但从长期来看则对本地区农民增收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单一门槛特征。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2-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精神指数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精神的测算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省际间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政府干预程度对本省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邻近省份的影响不显著,但总效应均显著为正.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变轨迹与影响效应

文章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组合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从全国、南北、三大地区和省域共4个层面探究了1990—2019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并对接下来5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走势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第一，绝对离差、泰尔指数与阿特金森指数的组合测度结果表明，全国和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均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第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因素的区域分异特征明显，教育水平和生产资料对东部地区不平衡的调节作用最强，政府干预、生产资料、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最大，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到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的逆冲击效应最为显著；第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不仅存在很强的时间依赖特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演变特征，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2016—2024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这也证实了政府干预过度会扩大地区差异、生产资料流动性加强与对外开放力度加大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论。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及空间溢出性

基于2004—2013年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金融危机发生时间为断点,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探究入境旅游经济增长效应的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入境旅游存在空间交互作用,表现为正向交互性,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过程并不是孤立的系统;金融危机发生后,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空间局部分析还发现,从整体上看,城市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提高;空间分布上,城市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和无显著作用的地区在空间上不断缩小,而产生促进作用的地区呈现集聚发展,并不断向邻近地区扩散。     

中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空间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ESDA(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并从空间相关性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空间分布研究了我国劳动力要素投入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空间门槛特征.研究表明:当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分别跨过0.067、0.243和0.285这三个门槛值时,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对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边际效应差异;东部、中部和北方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较低地区,在空间上主要处于L-L集聚、H-L集聚或不显著地区;西南则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较高的地区,处于H-H集聚地区;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下,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门槛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省域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检验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结合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计量方法,对金融集聚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区域金融集聚效应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路径依赖”特性;地方保护阻碍了金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产业集聚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不明显;“城市拥挤效应”强于“城市经济效应”,导致城市化进程与金融集聚路径相悖;外贸依存和人才机制显著地促进金融集聚.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产业集聚有利于能源效率提升吗

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空间异质性。从全国层面来看,制造业集聚在没有产生拥塞效应的前提下对能源效率影响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共同集聚对不同地区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差异影响。最后,提出改善能源效率的具体建议,如加速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创造产业良性竞争的集聚环境,减少政府干预等。     

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文章采用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创新创业能力较强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间接促进本地区与周边地区共同富裕,且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