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GPNS体系下贸易结构的重新测算与贸易结构升级

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将产品附加值纳入产业结构的考量体系,构建了适合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结构考量标准,揭示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提升的内涵,进而利用新的考量指标重新测算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对以贸易附加值理论为基础的贸易结构升级从价值链攀升和提高产品质量两方面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制造“低端锁定”破局之路:基于国内外双循环的新视角

随全球分工网络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借助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服务持续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附加值获取能力。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并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态整体符合"微笑曲线"特征,且存在整体下移和扁平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链长利薄困境,面临着价值链曲线的链内底部锁定和链段整体下移的双重"低端锁定"风险。在传统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上下游生产长度基础上,引入以国内分工为主的国内价值链,构造反映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价值链参与度,对比单一全球价值链和双重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发现,参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增加值率有显著提升,其提升效用稳定高于企业单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效果。首次论证了依托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分工,从价值链的链段整体攀升和链条位置升级两个方面突破"低端锁定"的可能路径,为中国制造业依托国内外双循环走出"低端锁定"困境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下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良性互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其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文章利用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了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就地区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中国印制线路板产业战略升级研究

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制造业的升级途径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但是对于制造业中基于某一具体产品的细分产业方面的升级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在对中国PCB（印制线路板）产业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一种新思路。     

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利用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了既包含国内企业又有国际化企业的数据集.利用多项LOGIT模型重点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多国嵌入性等变量对中国企业选择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开展国际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多国嵌入性对于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测概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衡量指标的重构与测算

国际分工地位是国际贸易获利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以增加值对进出口的重新衡量.以出口不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上、下游参与度和Koopman的GVC分工地位指数不能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增值能力,也不能涵盖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部内容.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重新测算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发现: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是趋势性上升,呈现波动性.以增加值标准重新测算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的比较优势基本上吻合,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并没有明显升级.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探析

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演进为跨国公司进行基于其核心能力的企业重构创造了市场范围和便利条件,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也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本文在对国际分工演进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涵与路径进行了探讨。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我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影响分析

文章依据1995-2013年的国际贸易数据和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相关因素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模式与我国产业对外转移之间是双向的影响,其影响的正负向取决于其内部因素的不同,并且各个因素之间会交叉相互影响.     

生产分割、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生产阶段分割的研究视角

国际分工模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正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本文首先基于生产阶段分割法识别与测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各自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具体情况,基于此深入考察了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内生产分割还是国际生产分割,均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该结果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和扩展性分析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另外,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本文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全球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果。本文为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促进产业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位于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产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实现产业升级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GVC下促进产业升级的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路径和拓展路径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现阶段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上应遵循全球价值链运作机制,以“有效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作为其一般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出“以产业自主成长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拓展之路.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