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是其中重要一员。自远古开始,藏族就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汉、羌、彝、蒙、回、苗、纳西等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藏族先民广泛地融合了长江上游多民族的文明,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原文明。考古已经证实,同黄河上游流域一样,长江上游流域的远古人群是青藏高原上藏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借助长江上游水网,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寻找有利于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历史发展态势。     

吐蕃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化

文章从翻译、文学、哲学、建筑、绘画等方面 ,对公元 9世纪至 13世纪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化发展作了概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的数据与统计——兼谈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发展的原因

宋金时期,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是藏族居住的一个重要区域,分布着大量藏族人口。本文拟对宋金文献中出现的安多藏族人口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力求对当时安多藏族人口数据及人口发展的原因得出与史实相符的认识。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佛教的兴盛及其原因

宋金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由于安多藏族本土从未遭受西藏灭佛运动的影响、广泛的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众基础、藏传佛教信仰多神教徒不持戒的信仰方式,以及藏族蕃僧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及其特权、中原王朝利用蕃部佞佛而实施羁縻政策,导致了佛教的繁荣和兴盛.     

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藏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伟大民族,各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

宋金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安多藏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马贸易同中原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安多藏族部落同中原地区十分兴盛的马贸易,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安多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巩固了边境防务。     

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孙林$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从在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状况看汉藏民族关系——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

文章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在"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的系列报告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影响。文章认为,汉藏民族"双向或多向自主流动"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相当数量的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的藏族民众移居或到汉族聚居的内地大城市谋生,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群众自由迁徙权利的充分保障,更重要体现了藏族民众对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的认同,对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跨区域性的和谐共存报有相当信心,体现了当前汉藏民族关系的融洽度。     

藏族社会中水磨的历史与应用实践研究

水磨作为石磨的一种,曾广泛存在于藏族农业社会之中。文章认为,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就已经有石磨盘、石磨棒的存在和使用,具体到水力推动的水磨,更多的传说和文献记载认为是文成公主入藏后,教会了藏族百姓利用水力建造水磨房,使用水磨。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水磨究竟何时开始应用于藏族社会,目前无法从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资料等的研究中获得确切的时间。但是,可以确知的是明清以来藏族民众在其生活的村寨周边河沟安置水磨用于碾磨青稞等,的确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且有一些藏族村寨的水磨和水磨房(坊)屡经重建和维修,保存使用至今,成为藏族民众因地制宜利用水利的历史见证。可以说,水磨和水磨房(坊)经过明清以来的发展,在蒸汽磨、电磨兴起之前,成为藏族村落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磨和水磨房(坊)的分配使用与村社的日常运转密切相关,牵涉村落食物加工、社区宗教信仰、生计收入等诸多事项。通过对藏族社会中水磨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还承载着藏族的生态智慧,以及藏族与汉族、纳西族等民族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事实。     

试论藏族农民工流动与传统宗教信仰变迁——来自白龙江流域一个藏族聚居社区的田野调查

藏族农民工是藏族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和文化事像，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打破了流出地社会的封闭性，加速了流出地社会的变迁，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本文以白龙江流域一个藏族聚居社区新坪社区为视角，依靠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充分用运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地方实践：云贵地区元明清时期碑刻研究的新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由各民族在具体区域的共同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升华而成。对此,许多性质各异的碑刻遗存是一个有力见证。但传统的碑刻研究尚未突破文献学的问题视野与路径局限,难以全面、深入解读其中丰富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涵。在综合多学科理论视野下,考察见证西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相关碑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之地方实践的价值意义,既有利于碑刻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推进,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之新视角。     

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及与西藏社会发展的关联

文章以吐蕃时期、元代和明代三个时期为例,分析探讨了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流动的途径、方式、规模及其主要特点,同时对三个时期藏人向中原内地流动同西藏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西藏历史的每一个大发展时期,以及其社会整合的重要转折时期,均伴随了藏人向中原内地的大规模流动。而藏人向中原内地的大规模流动过程,均给西藏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转折和重要发展机遇。     

长征时期我党关于民族问题探索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启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和民族实际的民族纲领政策,开创了一条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主张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分离、建立联邦或区域自治等方面去阐释。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已认识到民族独立或联邦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主张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并最终确认了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认真分析长征时期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演变进程,对新时期科学总结党民族工作经验和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人口流动: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本文以近年来我国民族人口流动的学术著作及论文为基础,从研究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建议与展望。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东北朝鲜族地区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朝鲜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一员的平等和合法地位 ,并以朝鲜族的特殊历史为依据 ,制定了在朝鲜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其主要内容为 :保障朝鲜族人民的平等权利 ;承认朝鲜族自治权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解决朝鲜族人民的土地问题 ;积极争取和团结朝鲜族人民 ,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建立朝鲜族人民武装 ,共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大力培养朝鲜族干部 ;发展朝鲜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等     

少数民族向东部中小沿海城市流动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探析——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人口流动变得日趋活跃,民族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呈上升势头,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是汉族聚居区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城市.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向东部中小沿海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东部中小沿海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少数民族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流入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惯习延展、资本增殖和场域生成：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基于对A省H市的调查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式都呈现深刻变化,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依托对A省H市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延展原有生计惯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于立足城市,并建立社会组织和文化采借等方式实现资本增值,在动态过程中生成特有的实践逻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场域下,惯习和资本异于布迪厄的理论,二者部分重叠和贯通,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隐秘和私人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不断增加,为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支撑和动力来源。     

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

陕北榆林是晚近成长起来的边疆城市.明初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榆林由军事驻所到三边雄镇,进而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城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