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     

我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

文章基于完全分解分析模型和比例偏差模型建立一个混合模型,并应用该模型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排放系数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比较稳定;（2）虽然在1996～2005年间,能源强度是驱动我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它对减排的影响贡献度呈降低趋势;（3）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强度将持续增加;（4）经济活动水平对碳排放影响的增长强度是最大的。     

“绿色化”对中国碳减排进程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减排行为视角,将“绿色化”解读为全社会减排意识和减排意愿不断增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将减排意愿因子引入非参数模型,量化模拟“绿色化”对中国碳减排进程的影响.并将减排意愿和碳排放绩效分别作为环境规制和技术的替代指标,运用动态模拟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绿色化”对中国碳减排进程的影响会经历一个“沉默→爆发”的过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在中位区间,“波特假说”得到验证.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中国制造业部门碳减排潜力估算及预测

文章利用碳强度学习曲线模型,测算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27个部门的碳强度学习曲线,估算27个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并对27个部门的碳强度降低潜力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已于2014年碳达峰,达峰碳排放量为39.458亿吨;（2）27个部门中,23个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总产值降低其碳强度,14个部门可以通过降低其占制造业总产值份额来降低其碳强度;（3）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和规划情景下,中国制造业碳强度降低潜力分别为34.69%和36.60%,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23亿吨和20.66亿吨;（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6个部门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将在制造业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双碳”目标下多元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支出的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包含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等能源环境因素的E-DSGE模型，探讨多元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支出在实现我国“双碳”目标中的作用机理，对多元技术进步中全要素生产率、能源利用效率、减排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支出的经济与环境效应进行动态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在助推经济发展方面效果显著，但不利于碳排放量下降等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政府环境治理支出在有效治理碳排放的同时，对经济发展存在短暂的抑制效应，但从长期来看仍是促进效应。减排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均可发挥积极作用，但效力不强。将多元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支出相结合，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且成效显著。     

农业源碳减排的进化博弈分析

农业源在节能减排和碳汇决策中的行为模式事关我国2020年碳减排承诺目标能否有效实现。文章基于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农业源各农户之间、农业源农户与非农业源企业之间采取不同策略的群体比例的动态变化以及进化稳定策略的对应条件,认为政府税收、补贴的干预力度和农户减排本身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实施,可以改变农业源的博弈得益矩阵,进而诱导农业源各农户选择碳减排策略。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8—2019年我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农业碳排放总量来看，农业机械化对粮食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松花江流域的增排效应最大。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当分位点升高时，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效应也逐渐变大。从农业碳排放强度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粮食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碳排放强度，表明农业机械化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     

市场分割下碳交易市场绿色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长江流域的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的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但由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存在市场分割现象。文章探索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对碳减排产生的影响路径与减排效应,在碳交易市场视角下,收集我国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分割背景下碳交易市场的绿色效应,提出并验证了市场的多重影响。结果表明：碳交易市场发展产生碳减排效应,同时通过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减排;市场分割对碳减排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减排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低碳发展是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选取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创新性、均衡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及公平性五个维度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且二者呈现反向影响关系;（2）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关联地区产生空间阻滞效应;（3）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空间效用存在差异,表现为对稳定性、均衡性、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空间阻滞效应,对创新性及公平性方面存在的空间效应不显著。因此,加大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积极推动各地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结合各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中国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基础上,选用30个省域2000—2009年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标检验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利用空间面板自回归和误差模型发现,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转折点在8.167亿元至11.025亿元人均GDP之间;工业结构比重对碳减排有消极影响,而技术进步、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通过降低工业结构比重、促进新能源技术的革新以及引进外资等能减少中国的碳排放。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基于情景分析的区域经济社会低碳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区域层面上因地制宜地构建经济社会低碳发展路径,对于中国实现2020年碳减排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1990-2009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和岭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口、经济增长、城市化、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陕西省碳排放的影响,并通过设置9种不同组合情景,预测了2011-2030年陕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发展变化趋势,提出保持经济社会适度发展,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并有效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是实现陕西省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表明,大幅提高各种碳排放抑制因素的减排作用并取得其协同效应,保持碳排放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的均衡是区域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关键。     

比较优势分工视角下区域间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评估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碳转移，但未能充分关注区域间贸易是否具有碳减排作用。基于比较优势分工视角构建了区域间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性核算框架，借助MRIO、贸易情景假设及SDA分析法，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区域间贸易通过不同机制对全国及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区域间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国碳排放总量，多数省份实现了碳减排，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推论。第二，区域间贸易通过碳替代和碳转移两种机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碳替代机制发挥了碳减排主要作用，碳转移机制增排和减排的影响相当。第三，从贸易类型看，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减排贡献，中间品贸易的碳减排贡献较大。第四，从变化趋势看，中间品贸易结构低碳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全国及各省份碳减排的重要因素，而最终品贸易结构未呈现出低碳化趋势。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期望为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基于耗散结构视角的产业系统低碳化熵变因素分解

文章利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部门相关统计数据和LMDI分解技术,对产业系统碳排放强度熵变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系统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其次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效应最弱,即产业系统“技术熵”的作用强于“结构熵”.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     

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格局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覆盖全球40个主要经济体的全球范围投入产出表(WIOT),本文实证比较了1995年和2008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出口增加值所承担的隐含碳排放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分解方法从时间维度上对各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5-2008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单位增加值的隐含碳排放呈现下降趋势,但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出口单位增加值所承担的隐含碳排放远高于发达国家.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在碳减排技术上的相对差距,因此从全球角度,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技术”转移是实现全球碳减排的关键且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