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引入城镇化增长与人口就业增长交互项和老龄化增长与人口就业增长交互项的动态面板模型,以全国人均GDP增长率为标准将我国划分为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两类地区,采用SYS-GMM计量方法对人口就业视角下城镇化与老龄化在全国及两类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全国层面而言,城镇化通过影响人口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拉动作用,老龄化则通过影响人口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阻滞作用;两类地区中,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中高速地区更为明显,同时该地区相应的老龄化阻滞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为严重,远高于全国地区平均水平,但在高速增长地区老龄化的阻滞作用却并不显著.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

 本文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劳动力市场负向扭曲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利用1998~2005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负向扭曲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负向扭曲会导致我国的内需不足，投资快速增长，企业的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出现内部失衡；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内部失衡会导致我国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技术贸易壁垒，进口不能相应增长，经济出现外部失衡。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负向扭曲问题是解决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关键。     

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分析

文章运用我国1982~2011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分别通过基于截面的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与基于时期的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了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省级地区差异与年度差异。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镇化水平、拥有不同农业劳动力资源与耕地资源的地区来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拉大、缩小与无实质影响三种情况。年度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很多年份不显著,城镇化也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的主要因素,只有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有可能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制度质量解释

我国各省之间的不同历史经历、不同发展轨迹以及我国梯度型推进的改革开放战略导致了制度质量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制度质量的差异性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在各省之间极不平衡,是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文章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07年8年的面板数据,设定跨省面板模型,检验了制度质量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给出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制度质量解释。结果表明:体现制度质量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以及市场化程度在各省之间的差异化是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绿色技术进步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算

文章利用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SBM模型下对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分解出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根据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新型城镇化水平,运用全面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三大地区差异明显,绿色技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要小.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1978-2009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动态影响。为了弥补时间序列数据只包含时间和指标两维信息的缺陷,进一步采用2000-2009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和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利用横截面、时间和指标三维信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从弹性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的经济增长。     

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32个行业面板数据

在国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讨论Mar外部性和Jac外部性对产业发展的不同作用,探讨在实施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寻找陕西产业发展思路。利用陕西省3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以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陕西省产业专业化程度和产业多样性对陕西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中的Mar外部性和Jac外部性对产业产出均有较强的影响,但作用方式有所不同,Mar外部性对产业当期产出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滞后一期对产业产出有较显著的负向作用;Jac外部性对产业当期产出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滞后一期对产业产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产出与前期产业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产业产出与劳动力的当期值有正相关,产业产出与资本及资本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经济环境对陕西产业产出影响显著。     

“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5年我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医疗、道路、通讯、科技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医疗的作用最为突出,同时,全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电力在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教育和通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方面具有负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类基础设施对其的贡献大小有异.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检验——基于河南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河南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临界值为2.3311,在临界值左侧,金融结构会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而越过临界值后,金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转为负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临界点将左移,且曲线变得更陡;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仍满足“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正向相关。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县区反贫困研究——基于陕西省50个国定贫困县的系统广义距估计

基于2000-2012年陕西省50个国家贫困县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距动态面板方法,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贫困县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金融资源流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严重制约金融减贫积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效应都高于金融发展效率;贫困地区呈现较强的贫困惯性,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政府财政支出是贫困减缓助推之力,而收入分配不均明显阻碍了减贫进程。     

地区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及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文章从地区间经济实力差异、经济结构差异、基础设施条件差异、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对外开放水平差异、制度性差异等方面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机理,构建了地区收入差距paneldata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对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间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区人均GDP差异、城市化水平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基础设施条件差异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对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而地区人均外商投资差异对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差异、民营企业效率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针对实证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城市网络视角下金融中心性与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标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中国2006—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网络视角下的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将上升0.024～0.039个百分点。城市金融中心性的增强主要通过推动区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产资本形成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其中产业升级效应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金融危机前后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质量的影响明显不同,危机后的作用效果下降明显。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从而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教育投入、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6-2006省际面板数据阐述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和渠道,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生产弹性要大于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并且教育溢出作用明显,教育投资与GDP存在直到滞后8期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关系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但仍需要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经济水平、地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人口红利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及外溢效应的空间关联研究

文章以我国各区域对应变量结合面板数据进行空间差异的测算,针对区域人口红利所致的经济增长,及其引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空间权值的进一步验证.并利用二元邻值W矩阵进行人口红利发展SDD函数权重矩阵构建模型,验证了劳动力增长过程中的区域间外溢.结果证实,少儿抚养及老年赡养对区域人口红利存在显著的外溢关联影响.我国东、中、西区域之间存在时序上人口红利外溢效益的负向关联,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东部区域与中西部区域间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应逐步加强.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

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而这一负相关关系并非来自投资与劳动力因素,而是来自于我国省际之间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协调,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尽快实现社会保障支出的全国统筹或者实现社会保障支出的省际间转移支付。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面板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省际效应解析

文章应用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并基于30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从省际角度对1997～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整体效应和省际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较低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小于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力: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省际影响差异,各省际单位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我国货币政策短期内对内陆经济水平较低省份的影响力较大,中期内对沿海或靠近沿海地带省份有较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