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水平及创新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联评价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制造业创新效率，实证检验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不断提高，区域间呈现东—中—西的梯级差异，东北地区产业融合度呈下降趋势；研究期内制造业创新效率稳步提升，区域间呈现东—中—西—东北的阶梯分布；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持续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呈现依次减弱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呈现负向影响。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DEA框架下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2010—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试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可以改善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激发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依赖程度,进而提升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中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地区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测算

文章使用SSBM-网络DEA模型,从创新链角度入手,测算了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分阶段效率（知识研发效率与商业化效率）,并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现状与演变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U”型变化特征,且数字经济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高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但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总体水平均较低,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2）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优化趋势,省域集中度变差。（3）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提高了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知识研发）的效率,数字经济并未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中的商业化效率。（4）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知识研发效率极高-商业化效率中等”“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高”“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低”“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中等”4种典型特征。     

我国R&D技术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变动趋势检验

文章以1999～2008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R&D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进一步考察了技术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变动趋势。研究发现,我国R&D技术效率平均水平较低,但呈现稳步的增长趋势。各地区R&D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高于中、西部,但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不同地区间也有向各自稳态逼近的趋势。我国R&D技术效率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两极分化,东南聚集"的分布特征。     

基于地统计学的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研究

文章以河北省为例,采用地统计学方法对20个县市的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采用高斯模型对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的实验变异函数进行拟合的效果最好,其决定系数R2为0.954: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占总空间异质性的84.4%,说明其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的空间结构特征表现为明显的各向同性,只是在西北一东南方向(135°)方向上的半变异函数在大于200km尺度上表现出漂移现象,导致在这个方向上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的分布呈现从西北向东南递增的趋势.在整个研究地区内,农业生产效率指数的分布较为连续.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西部地区林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和动态演进分析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1个省区2003—2011年的林业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林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林业生产技术效率较低,平均值只有0.664;9年间林业生产纯技术效率始终高于林业生产规模效率,较低的规模效率是导致西部地区林业生产技术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2003—2011年期间,西部地区各省区的林业生产技术效率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实现西部地区林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是提高林业生产技术效率和缩短地区之间效率差距的关键所在。     

环境管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针对环境管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关问题,本文结合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提出绿色经济效率非参数条件效率模型,探讨和验证宏观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无条件的绿色经济效率都低于条件效率。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仅具有“时滞”性而且具有“非线性”性,随着环境管制程度的加强,绿色经济效率呈先降后升趋势。环境管制在长期对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它的影响体现在对不同地区和时期具有不同效应,东部地区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先负后正的效应,而加强环境管制目前对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仍具有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地区技术效率研究

文章首先介绍了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测算了中国1998～2007年各省区的技术效率,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中西部则相对较低,但所有地区技术效率水平均呈现稳步下降趋势。技术效率的核密度分析显示,我国技术效率主体呈"单峰"分布趋势,省区间技术效率差距没有明显扩大倾向。同时还发现,我国省区技术效率普遍恶化,且恶化的省区在不断增加。最后,针对分析结论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发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系统,测度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采用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对其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呈现“双核独大”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耦合共生水平低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耦合共生水平,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基于开放经济的FDI流入与东道国经济效率研究

文章从开放经济视角出发,运用198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估计中国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具体考察FDI流入对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流入有助于提高东道国产出水平,且这种影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但FDI流入的要素报酬呈比较微弱的递减趋势;FDI流入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经济效率,且这种影响与地区经济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目前仅在中国东部地区得到显著的经验证据支持.     

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互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IV-2SLS）和广义空间三阶段回归（GS3SLS）模型，验证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探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数字经济提升经济韧性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产业数字化会促进数字产业化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在其双重内涵的协同作用下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生存支持、经济发展支持和环境支持这三个途径助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遵循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的特征,文章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研发阶段和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并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区,利用Dagum基尼系数探索三大地区创新效率的差异,采用Kernel核密度考察创新效率的分布动态及其演进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整体处于上升阶段,研发效率与转化效率明显不协调;（2）创新效率的总体差异呈持续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地区内差异远高于其他地区,东部与西部的地区间差异显著,地区间差异是引起创新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3）创新效率核密度存在右移趋势,波峰的宽度逐渐增加且右拖尾现象明显。     

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与污染减排成本分析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考察了2001-2010年期间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并评估了中国农业污染减排成本。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在样本期间,各地区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水平都有所提升,尤其是东部地区增长最快。中国农业污染减排成本巨大,严格的农业环境管制政策将造成94.52亿元的农业生产损失,占农业总产值的7.88%,且各地区减排成本在样本期内均呈增长趋势。此外,东部与中部地区减排成本高于西部地区,在三大地区内部,减排成本最高的均为农业大省。     

欠发达地区技术效率变迁机制研究——以贵州为例证

建立柯布—道格拉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算贵州三次产业的技术效率,研究发现:贵州三次产业技术效率变化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第三产业最具技术效率,但是下降速度也最快;第二产业下降速度较快;第一产业最慢.在将地方政府行为和产权结构纳入技术效率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欠发达地区技术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而且需要有效地抑制官员腐败;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对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正面影响,外资企业的正面影响超过国有企业.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