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下乡:进路、逻辑及推进路径——基于广西百色市“农事村办”的考察

“农事村办”公共服务模式始创于广西百色市,其注重服务端口的下移和服务内容的村社化,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体现了后税费时代国家对村庄社区化治理及基础性权力再建设的努力.但公共服务下乡并不仅仅是运行机制问题,亦是资源分配问题,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下乡,应加大资源下乡力度,并调动村社集体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行政吸纳村庄的逻辑——S市农村调查

"行政吸纳村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将村组织变为代理人,向村庄输入大量的物质性资源,再以奖惩制度激发村级治理积极性;二是村组织以行政民主保证资源分配的形式正当性,吸纳精英建立咨询性组织保证权力结构稳定,以过密化资源输入缓解对抗力量维系表面的村庄秩序。"行政吸纳村庄"使村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物质性资源的利用越发低效浪费,村级治理强行政色彩与去政治性共存。只有夯实村民自治制度赖以实施的基础,以资源下乡为契机促进自组织发育,"行政吸纳村庄"的治理模式才会被扬弃。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关系重组*——以巴村为例

农村基层项目扶贫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影响村落社会关系结构。巴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事件表明,从扶贫资源下乡后产生的贫困户资格之争到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落地的搬迁名额争夺,村庄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造成了村庄社会关系重组,村落社会治理失序。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要使扶贫项目成为优化村落治理的有效手段,就应坚持以贫困群体为中心,兼顾基层政府的行政意志和村庄整体利益的统一,并在相互信任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秩序。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部各省农村出现一种十分普遍的趋势和现象,即村干部的商人化与富人化。文章通过富人治村的兴起机制及其治理绩效的调查研究,发现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共同推动了中部农村富人村治的兴起。富人治村与传统乡绅的"简约治理"绩效不同,富人村干部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公共服务需求。基于此,国家应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注重对富人村干部进行培养和积极引导,使富人村干部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从无序到有序: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村庄的粮秣存调

太行山文书所见“平顺县李庄编村村公所凭条”“涉县三和村、杨家庄、卸甲村凭条”“涉县第六区匡门村仓库凭条及单据”,可分别反映出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村庄粮秣存调不同阶段的实况。经剖析凭条内容和形制可知,全面抗战初期,各军政单位均直接或间接向村庄摊派粮秣,村庄管理机构一般采取随派随筹随交方式加以应对,其相关工作呈现出紧迫性和随机性特点。全面抗战中期,村庄粮秣存调逐渐形成一套以“统一管理,分散保存”为原则的办法,村庄管理机构除调拨粮秣外,还增加了一项存储功能,其相关工作呈现出正常化和规范化特点。全面抗战后期,晋冀鲁豫边区公布了一系列粮秣管理制度,县以下基本形成由县仓库—分仓库—村仓库组成的垂直管理系统,专门负责粮秣的保管和调拨;村庄管理机构虽然不再负责粮秣的存调手续,但仍须对粮秣之运输、动员埋藏、保管等方面负全责,相关工作呈现出统一化和制度化特点。总之,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村庄的粮秣存调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对粮秣存调秩序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赋利赋权赋能：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再造

推进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行动要着力破解“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梁漱溟之问”,充分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走一条基于城乡融合的乡村内生型发展道路。当前,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需要克服资源、治理、文化三重障碍,即资源匮乏带来的利益吸纳能力弱、治理效能低下导致的外部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农村价值失落与文化主体性迷失。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着力推进农民视角的乡村建设,从为农民赋利、向农村赋权、给农民赋能三个方面开展系统而扎实的工作,以大力提升农村的“造血”功能,实现从“无感发展”到“有感发展”、从“维持型农业”到“发展型农业”、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     

集体经济、公共服务与村庄治理——太仓市村级集体经济及其治理调查报告

江苏省太仓市集体经济相当活跃,村级集体实际可支配收入较高,村级集体组织在村域范围内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该市村庄治理结构由此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目前,发达地区的村庄正经历着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村庄治理需要转型.同时,也应深刻反思村庄本身的职能定位问题.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项目制如何形塑农村基层治理

税费改革之后，支农资金落实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越来越多采取项目制形式。项目制深刻形塑着农村基层治理。从条线控制来看，通过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的配套机制和项目落地的组织保障，确保国家支农资金用于农村基层；从分级运作来看，项目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县乡村关系，中央的各种惠农项目大多在县级各个部门汇集，强化了“以县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强化了县级职能部门与村庄的联系，弱化了乡镇政府在项目运作中与村庄的联系；从技术治理来看，项目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也存在着重效率轻公平、对乡村两级组织激励不足、民众参与缺乏等众多问题。项目制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交叠派生出的充沛政策势能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价值意蕴、偏差审视、优化路径等四重逻辑维度展开立体解析。在深描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功能,并从“理念迟滞：传统治理思维的滞后性约束”“结构失衡：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性缺失”“技术鸿沟：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的数字基础孱弱”“制度异化：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保障力度式微”等四个方面深度审视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文化驱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升级;结构重塑,激活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技术适配,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深度契合;制度优化,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数字治理的多重保障等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社会治理思路的创造性转换——以浙江省上虞市谢塘镇“四不出村”工作法为分析个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化和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实现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村民自治机制的转换,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取向.上虞市谢塘镇“四不出村”工作法在提升村级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结合实地调研,本文对“四不出村”工作法的缘起、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工作创新和运作绩效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并对服务型村民自治机制构建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