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近刊布的史料看晚清、民国藏政要员的洋务背景

晚清出洋大臣史料在近年的不断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这其中,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书最为珍贵。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关注者极少,事实上,这部史料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本文即以张德彝与同事陈贻范的关系为例,简述晚清、民国交涉西藏事务的中方官员洋务背景的一个侧面。     

张德彝笔下的英国形象——以《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为中心

张德彝是清末同文馆第一批被选派出国的留洋学生之一,他的游记《航海述奇》前三部中对于英国的记录,涉及了英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出维多利亚中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张德彝的记录中透露出的观察视角,是一种以儒家士大夫文化为基调的文化中心视角,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性,也源于张德彝对以中国儒家士大夫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坚定信仰。本文根据张的记录,认为热衷于收集与展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英国在现代化、帝国化过程中的繁荣和野心。     

德国汉语教学的现状

德国是当今世界上汉语教学与汉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本文拟就德国汉语教学机构、教学体制及大学汉学专业设置的状况作简单的分析,以期促进德国汉语教学的发展.     

从张德彝七种《航海述奇》看西方的议会文化——以议会术语为中心的考察

张德彝现存的七种《航海述奇》,运用＂议事厅＂、＂议政院＂、＂议院＂、＂国会＂等议会对应术语,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英、法、美、德等4国议会文化,涉及到议员的数额、选举、议会的职能权限和运作程序以及最高统治者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从此＂述奇＂系列来看,术语＂议院＂之使用,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明显递增的趋势,至20世纪初基本上战胜了其他议会术语取得了绝对优势,因作者自身的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种议会文化的介绍总体而言还停留在表象层次,并未触及其根本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实质。     

我国社区重构中的第三部门

一、我国已进入社区重构的新时期 “社区”原指共同体(德文:Gemeinschaft),首先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在其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运用,用以表示那些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具有密切关系,在共同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恩格斯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时使用了哪些马克思的指示和提示——关于它们在MEGA2第二部分第8卷中的再现问题

1989年收录《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MEGA²Ⅱ/8卷出版问世，在导言中，编者们详细介绍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恩格斯编辑工作情况，他们认为，恩格斯使用包括《修改意见表》在内的马克思遗留的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2版的全部文献完成了出版工作，可以说，德文第三版“遵照了马克思设想”，可以被视为《资本论》第一卷最终版。但是对比《修改意见表》和德文第三版后得到的事实表明，恩格斯在德文第三版编辑时没有使用《修改意见表》，这一版并非是《资本论》第一卷最终版，毋宁说是“未完成的美国版”。     

《古代突厥语〈维摩经注释〉研究》出版

笠井幸代（Yukiyo Kasai）博士德文新著《古代突厥语〈维摩经注释〉研究》（Der alttuerkische Kommentar zumVimalakīirtinirdes＇a-sūtra）作为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心丛书《柏林吐鲁番文献研究》第29卷于2011年在比利时Turnhout市Brepols出版社出版（大开本,235页）（国际图书编号：ISBN978—2-503-54157-0）。本书由下列章节组成：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晚明时期利玛窦传教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晚明时期利玛窦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调和中西方文化,进而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些方法和手段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从实现传教士的中国化与当今海外汉语教师的素养,展示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与当今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建立《天主实义》儒学化理论与当今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天主教传教于"无形"与当今中华文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探讨利玛窦传教对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马礼逊广州商馆汉语教学活动述论

英人马礼逊在广州商馆进行的汉语教学，为广州商馆培养了一批通晓中文的翻译、商务及管理人才。其教学方式、教学语言、教学内容对 １９世纪英国汉语教学乃至英国汉学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对今天的国际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及其学术情怀

从《汉学师承记》的书名选择到体例定制,江藩在门户家法的自知中有意识记录和展现了汉学学者群体的为学为人风格。本文具体分析了《汉学师承记》的纪传体例的特点,聚焦江藩作为“隐形传主”对汉学传统的执着、困惑与思考,关注其对现当代学者“冷暖自知”的思想启示。     

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张西平教授访谈录

张西平教授,1948年9月出生,河南温县人。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际汉学》杂志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高本汉和他的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

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高本汉和他的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及相关的汉语言文字学成就 ,特别是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现代方言的撰写及其对历史语音学研究的价值。中古汉语韵母的拟测是制订《方言字汇》表的基础 ,有关辅音韵尾构拟 ,三、四等的主元音构拟 ,一、二等重韵 ,《广韵》十六摄各韵开合口一至四等的韵母构拟 ,都从构拟原则和具体构拟两个方面为中古音构拟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表还是古今韵母历史演变图表。文章还概述了《中国音韵学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也指出了它的若干可商之处     

最早的汉译基督教文献与翻译中的误解误释

本文根据现存景教文献，对唐代译述的《圣经》及其神话故事、景教教义教规作了分析探讨，认为景教碑文和其他景教文献是中国最早用汉语译述的基督教文献。译述者主要是来自西域的景教僧。他们运用中国经史子集的词汇和流行的佛道术语译述景教教义，而主要概念都是来自道教术语，译述中的误解误释使基督教得以传入中国，并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高僧传》中僧人佛徒称谓探讨

南朝梁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中,僧人佛徒称谓名目繁多,意义类别丰富.其来源类型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一、音译型,即从梵语中或其他语言中音译过来的称谓词语;二、借用型,直接借用自中土文献中的称谓词语;三、混合型,即音译而来的称谓词语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再和汉语中其他成分构成新的称谓词语;四、意译型,即根据佛教先有的称谓概念用汉语成分构成的称谓词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该书语言系统的精密性和交错复杂性以及语言接触所导致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融合,这体现了《高僧传》作为较早的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在译经语言与汉语趋于融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性.     

方言沃土绵延 翰林勃发荣枝─—访暨大博士导师詹伯慧

汉语方言的专门研究，从西汉杨雄着《方言》算起，已有两千年了。本世纪20年代北大成立“方言调查会”；30年代赵元任开始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分析现代汉语方言，具有现代意义的汉语方言研究只有不过六七十年的历史。问：詹先生，您好。据说，我国近年建立了一批汉语方言学博士点，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和教学似乎呈现出要在较高层次上发展与培养人才的趋势，暨大汉语方言室就是其中一个点。您可以向我们的读者简单描述一下目前我国方言研究的情况吗？答；这是一个涉及汉语方言学发展的大背景和发展状况的问题。我近年在国内外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