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进趋势

文章基于五个维度构建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中国30个省份2008—2019年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的地区异质性、空间集聚程度和分布演进规律。结果表明：（1）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造成工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第一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次为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的影响相对较小。（2）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分布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模式逐渐从以低低-低效型集聚为主向以高高-高效型集聚为主转变。高高-高效型集聚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以及中部地区部分省份,低低-低效型集聚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3）东部、西部地区和全国整体的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的空间差异呈发散趋势,而中部地区的空间差异呈收敛趋势。考虑空间滞后的影响时,邻接省份的高水平会提高本省向上转移的概率,而邻接省份的低水平则会提高本省向下转移的概率。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投影寻踪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绿色发展水平及其结构展开评价,运用探索性分析法揭示其空间演变规律。结果表明：2005—2019年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结构持续优化,社会公平为显著短板;各经济带绿色发展地区差异趋缓,结构各异,东部表现为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双轮驱动”,社会公平短板尚存,中部表现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共同发力,社会公平相对稳定增长的“三轮驱动”,西部则形成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社会公平协同的“三轮驱动”;空间上,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分布历经带状、“东-西”阶梯型、“T”型的演变,且局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高集聚类型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动态趋势研究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过程和成果三个维度,测度2003—2018年我国30个（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Markov链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动态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存在东强西弱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区域间差异是引起全国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而对于区域内差异,东部地区两极分化最严重,其次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全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升级难度。     

我国省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测算及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专利文本分析识别得到45万余条我国数字技术专利,构建二阶段时空极差熵值法测算我国2000—2020年31个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探究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0年以后增长态势更为明显;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是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最高的5个省份;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东–西”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创新数量差异是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从驱动因素看,研发人力投入是影响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导因素,研发人力投入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交互组合是关键性驱动因素,不同地区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本研究丰富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评价相关研究,对探索各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与收敛性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文章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现状、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结果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β收敛趋势。     

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面板熵值法测度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与基尼系数方法分析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发展之间存在明显脱节;2008年以后,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表现为先降后升,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则相对稳定。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全局以及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总体、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状态,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大地区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第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的趋势。四大地区中,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且东部地区多呈现“H-H”型集聚,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多呈现“L-L”型集聚。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人力资本分布区域极化与动态演进——基于中国省级维度的测算

人力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将成为未来1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基于此,刻画了中国人力资本区域分布的基本特征,测算出近2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分布区域差异、极化程度,并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各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的同时,区域间的人力资本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储备占明显优势,且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并呈现出由东向西扩散的趋势;②西部地区各省份与其他省份人力资本的差异是构成全国人力资本整体非均衡的原因;③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增长迅速,但区域间人力资本差异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人力资本越低的省份,人力资本增长越慢,而人力资本越高的省份,则增长越快。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13—202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综合测度,揭示其时序变化和空间差异特征,并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影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表明：2013—2020年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效率总体有所提升,但总体未实现有效配置;从空间分布看,不同省份的医疗卫生资源效率存在差异,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效率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结果发现,主要是医疗设备和人才的不足制约了医疗卫生资源的效率提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演化上看,东中部地区较为平稳,西部地区受政策、环境等影响,变动较大。建议强化医疗设备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加大西部地区医疗投入,优化东中部地区配置效率;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协作,平衡区域差异。     

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距——基于泰尔熵指数的综合评价

文章运用泰尔熵指数,对1997～2007年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距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这11年间,中国总体能源效率差距明显下降,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其中区域内能源效率差距快速下降,区域间能源效率差距显著增加.从三个区域上看,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差距略有增加,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差距都明显下降.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政府治理效能指数,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07—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对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来讲,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生态文明差异;全样本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中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α收敛,西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6-2010年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面板VAR模型,本文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视角,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非常有限,从地区层面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缩小其收入差距;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除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信贷支持具有扩大农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外,农村金融的发展并没有对农民收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此,西、中、东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发展所呈现的阶梯上升特征恰好对应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中国城市民生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本文基于熵值法构建城市民生发展指数,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首次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我国城市民生发展的差异大小及来源,并运用关系数据分析范式研究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民生发展水平持续向好,但2010年之后民生发展不均衡现象显著;民生发展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间差异贡献最大,东部区域内差异贡献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差异和生态建设差异是民生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人民生活差异、科技创新差异对民生发展差异的影响均从东向西依次减弱,社会发展差异的作用则依次增强,生态建设差异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突出,经济发展差异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弱;人民生活差异、科技创新差异上升是导致2010年之后民生发展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丰富了城市民生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案,为揭示我国城市民生发展差异状况、探索协同提升对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8年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省际关联呈现出"中心—外围"式非均衡分布发展特征,各省在网络中的联系较稀疏、稳定性较差、等级结构较弱,但彼此互通可达;数字经济发展中心位于东部沿海省份,扮演"桥梁"和中心行动者角色,从外围省份不断吸引要素资源,并对外围关联省份的辐射力大;各板块间的联系和溢出显著,发挥东部省份双向溢出和主受益板块的中心优势,引导中西部省份经纪人和净溢出板块,增强其发展能力;各省产业结构、区域开放、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等显著差异共同驱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要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注重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制定区域差别化发展政策,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省际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