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水平及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文章运用脱钩模型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水平,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全国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省份脱钩的稳定性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脱钩的内部差异最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连通可达,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稳定性趋于下降,网络结构等级逐渐被打破;上海和江苏等省份不仅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还承担“中心行动者”和“桥梁”的角色;各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显著的梯度性,板块内部存在明显的“俱乐部”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资源要素向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从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生态、优化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黄河流域制造业步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时间与区域上的异质性,即数字经济对2016年以后及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相对贫困治理是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     

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与异质性检验

文章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可能产生的正、负向影响基础上,基于我国2015—2018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但推动了多样化集聚的发展;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服务业集聚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呈递减趋势,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呈递增趋势;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中部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较小,而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较大;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扩张市场潜力影响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演化特征研究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的历史窗口期,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2011—2019年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经济集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论表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时间线上呈现显著的、积极的动态特征,并在未来具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此外,研究发现,在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中介作用,构成了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传导机制,并且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性。另外,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并非是完全中性的,而是会在城乡收入结构层面产生轻微的扭曲,建议从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破除要素流通壁垒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     

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工业化大省,既面临发展问题,又面临减排的压力,如何协调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探讨。文章利用2000～2010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分析和碳排放强度的研究,阐述了湖北省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了两变量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且长期平稳,即随着湖北省经济水平的提高,碳排放量也将随之增加,但是湖北省的碳排放强度在全国范围内保持较低水平,且呈下降趋势。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互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IV-2SLS）和广义空间三阶段回归（GS3SLS）模型,验证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探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数字经济提升经济韧性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产业数字化会促进数字产业化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在其双重内涵的协同作用下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生存支持、经济发展支持和环境支持这三个途径助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6年间28个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再根据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确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发现：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国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从长期看,部分国家碳排放与GDP的关系呈现倒“U”形,部分国家呈“U”形。     

安徽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方法,以安徽省碳排放量为因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自变量,设定安徽省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结构、人口数量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为控制变量,结果发现:第一,经济增长(GDP)是影响安徽碳排放最重要的因素,LNPGDP的影响系数为0.47;第二,影响安徽省碳排放量的次要因素为LNPSTRU和LNPEO.第三,人均收入和研发投入也会影响安徽省碳排放量大小.     

我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约束机制探微

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存在密切的联系.能源的消耗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绩效,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资源耗竭、碳排放增加等问题.针对如何有效的减少碳排放这个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文章在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规律后,针对主要排放源——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通过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建立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效率指标,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我国经济增长诱发碳排放的模型比较与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是诱发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正确测度这种诱发效应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工作。文章探讨了传统EKC模型和STIRPAT模型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缺陷,并针对它们的不足设计了SS-STIRPAT模型。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诱发效应虽有波动但是一直没有摆脱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而且近年来诱发效应持续处于峰值水平。     

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2012—2022年相关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数字经济研究知识图谱,回顾与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热点可分为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数字经济赋能政府治理、数字人才培养与数字素养提升以及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五个方面;（2）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不同维度上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与协调度,二是探讨全球数字化趋势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数字贸易模式,三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效数字协同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地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同时,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安徽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经济分析

文章基于能源消费视角研究了安徽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长期与短期关系、因果关系以及预期与非预期此三类关系。根据安徽省的数据得出结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又具备一定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力度;二者之间只存在由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单向因果关系,此结论表明能摆脱碳排放的束缚发展经济;预期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对显著的,将每年的碳排放增量尽可能地转移到预期的防控机制当中,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