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侦查措施的体系建构及程序控制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融合发展促使侦查措施向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新兴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广泛运用与基于物理场域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规范在侦查措施的法律属性定性、具体种类规定、监督制约方式方面均存在相应的程序问题与司法风险，从而导致对侦查权力控制的乏力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冲击。为此，应从侦查措施界分标准之明确、遵循原则之确定、规定种类之细化等三个角度，建构符合数字时代刑事司法运行生态的侦查措施体系。在对该体系进行程序控制规则设计时，应以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革为前提，以建立侦查措施的分级控制机制为重点，并通过权利赋予的方式增强对辩方的数据权利保障，实现数字时代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论我国公安机关侦查职权的合理配置

基于侦查价值多元化的考量,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并非仅是行使侦查权的载体,而是与侦查活动有关的多种职权相互协调的过程。因此,只有对侦查程序中的各种职权予以合理配置,才能达到既保障侦查权的充分行使,又能够对侦查权进行必要制约的目的。     

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视角

科技进步需要法律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在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风险日渐加剧。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异化形态,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乃至强化适用确有必要,同时需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新审视与反思隐私权之意涵及其判断基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应创新技术侦查的规制原则,将数字正义理念嵌入程序法定原则,将合理隐私期待理论融入比例原则,通过“权力控制——权利制约”双重路径以及监督救济保障机制,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之公共利益保护与捍卫隐私权之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浅析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为控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世界各国在侦查程序中普遍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不无关系,在我国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在制度建构上,既要体现国际司法准则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国情,在司法审查的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电子数据冻结：一种新兴的证据保全措施

电子数据冻结作为一种新兴侦查措施，实现了由“财产型冻结”向“证据型冻结”的扩展，这不仅意味着冻结措施适用对象的重大变革，也带来价值功能、法律性质、具体制度等方面的巨大转型。电子数据冻结属于侦查措施而不是技术措施，它是否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需要结合电子数据类型予以具体分析。电子数据冻结作为证据型保全措施，与财产冻结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冻结期限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电子数据冻结会对第三方主体正常经营活动产生消极影响，其适用顺位具有置后性，仅在无法适用扣押、封存来保全电子数据时才可以适用。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电子数据冻结制度，但仍然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法治视野下的监听立法展望——美国监听法律规制的解读与借鉴价值

监听是一项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监听作出明确规定,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及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对其予以立法规制显得尤为紧迫.在我国应当设立专门的<监听法>,对监听的程序、条件、适用范围、监听的期限、监听措施的监督、监听材料的效力、非法监听引发的救济等问题明确加以规定,增强其实施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以此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有利于监听作用的充分发挥.     

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重构

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 ,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 ,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根据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缺陷 ,建议重构我国的侦查程序 ,即 :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 ,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 ,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 ,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 ,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 ;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在刑事诉讼立法中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 ,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刑衔接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边界划定不清、行政处罚与刑事措施混用等行刑衔接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法与刑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以及行为方式等实体内容上存在立法脱节;二是案件监管移送、证据转化及法律监督的程序规则缺乏协同。为保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良好行刑衔接和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建立刑事法与前置行政法规范的协调衔接体系。在实体衔接层面,要坚持法秩序统一原则,实现两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分级标准以及不法行为要素的联系协调,合理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边界。在程序衔接层面,要强化行政监管主体的协同配合,细化案件的双向衔接程序,规范证据转化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协同功能。     

大数据侦查的风险及其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帮助侦查人员得出结论,具有高效、便捷、精确等特点。在实践中,大数据侦查被应用于犯罪预测、调查取证等领域。虽然大数据侦查具有种种优势,但其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这些风险主要是技术发展不成熟、技术封闭带来的侦查人员主观能动性被压制、技术垄断风险;电子数据搜查取证没有严格程序规范带来的侵犯公民隐私权风险。因此,为规制技术风险,应完善技术、加强对程序设计人员的技术伦理规制;为规制侵权风险,应设置严格审批程序、限制取证范围、完善权利救济。通过对大数据侦查风险的充分认识和积极规制,更好地发挥大数据侦查打击犯罪的作用。     

侦查程序价值的冲突与平衡--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国家侦查机关往往需要用强制性措施对公民个人自由加以限制,国家安全价值的实现与公民个人自由价值权利的冲突时有发生。要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必须通过合理的程序设置谋求对国家侦查权的制约,建立科学、合理的刑事侦查程序。     

由事后惩治向事前合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治理模式转型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的核心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激增态势,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地使制裁范围更加严密,司法实践也在贯彻从严惩治政策,试图通过纯粹的刑事制裁机制来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治理。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过分依赖国家公权保护、强化刑法事后惩治性的威慑预防、偏颇定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益等问题,这导致了事前合规式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不利于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刑事合规通过前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风险控制基点、构建多元化防控机制、提升企业治理的激励性方式,将合规的事前规划式激励预防与刑法的事后惩治性威慑预防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合规计划融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符合可能、必要且可期待等标准。在实体法层面,应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性免责程序条款,发挥行政处罚程序的出罪功能,同时将单位认罪认罚作为量刑从宽情节,赋予刑事合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程序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涉罪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完善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     

论侦查程序中职权的合理配置

侦查程序中权力配置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侦查机构作为追诉犯罪的暴力机关而拥有较大的权力,如果其滥用国家权力就会使公民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面临极大的危险。因此,应在现代诉讼理念指导下,探究中国侦查程序职权合理配置的路径,使之形成对侦查权的制约,保证侦查权的有效行使。     

审视检察侦查强制措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贯彻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视域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应当立足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和侦查场（侦查过程中调查取证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之三元结构,围绕被追诉人司法处遇这一核心论题展开。严密侦查措施及配套系统和改良刑事强制措施系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     

中外刑事侦查模式比较与反思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侦查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打击犯罪的效率和对人权的保护程度。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以此反思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实为完善之必要。     

应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职务犯罪技术性侦查权

检察机关是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当享有与其职能相适应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完整的技术性侦查权,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由于技术性侦查措施事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一旦适用不当极易导致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不当侵害,因此,在赋予检察机关技术性侦查措施的同时,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即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明朝侦查制度研究

明朝侦查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侦查制度的代表形态,它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新的侦查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明朝侦查制度具有侦查与行政、审判合一、严密的社会控制、侦查权泛滥和厂卫操纵刑狱等特点。其侦查组织制度涵盖侦查机关的设置、权限和管辖;人事制度包括侦查人员的资格、选拔和考核;程序制度从侦查的启动、运行到终结都有其特色。明朝的侦查组织、人事和程序制度虽有诸多需予批判之处,但也有可为当今侦查理论或制度设计所借鉴的合理内核。     

对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的思考

侦查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因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又具有侵犯公民权利的重大可能性。侦查权的这种双面性决定了立法者必须认真对待侦查权,而认真对待侦查权的首要任务必须慎重对待侦查的启动。我国的侦查启动模式是以立案程序作为侦查启动的标志,但是这种繁琐的严格控制型的侦查启动模式既违背了侦查启动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也容易造成诸多弊端。本文从侦查启动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入手,分析了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