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政府补贴、研发偏好与工业创新绩效

经济转型期的工业创新不仅取决于政府补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偏好的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补贴和研发偏好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效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双重代理人性质引致的利用型研发偏好弱化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导向性错位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改善作用不显著。创新的替代和竞争机制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探索型研发偏好实现创新资源的高端化配置,创新资源的高嵌入性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将研发偏好作为阈值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当利用型研发决策与探索型研发决策阈值分别高于8.2286和9.6406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科技创新、政府干预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解决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分析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对区域资源环境系统的促进作用比对区域经济系统更大,对区域生活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规律。政府干预对科技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存在双门槛效应。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应正确认识政府干预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作用。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失败后技术开发阶段再创新绩效,但负向影响失败后成果转化阶段再创新绩效。失败后全新创新在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与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间皆存在中介作用,而失败后追加创新未见中介作用。同时,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对成功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更显著,且失败后全新创新较成功后全新创新的中介作用更显著。本文旨在为企业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改善其失败再创新行为、提高再创新绩 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安徽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城市2010—2020年的统计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检验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以及金融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具体作用。结果显示,科技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经济关联度高的城市之间表现出相互促进的作用;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考察,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科技创新能力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限制,尚未发挥出帕累托最优的效果。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优化产业结构提速经济发展－－对铜川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考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化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给力发展的现实选择。铜川市做为国家资源性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关中天水经济区次核心城市,陕甘宁革命老区生态能源经济协调发展实验区城市之一,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有着更强的现实紧迫性。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连云港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过程 ,产业结构的现状特征是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加快发展中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以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不断提高运行质量和整体素质 ,是经济发展由一个历史时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内容。本文用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分析连云港市产业结构现状特征及演进的一般规律基础上 ,探讨未来10年连云港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布局重点和优化途径     

四川产业结构：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优化

优化产业结构是推进经济结构战咯性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从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战略层面,把握新时期新阶段四川产业结构优化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有多大?使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市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专利授权量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指标,在建立传统的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以经费支出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通过相关计算验证所使用模型估计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通过R&D经费支出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完全中介效应,使用部分线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和较小的误差。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其动态关系

文章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1)2005—2016年全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政府绿色治理之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等级向良好协调等级的转变;(2)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政府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府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也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不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是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逐渐增强,无法实现独立发展;(4)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对政府绿色治理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是绿色治理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2015—2022年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相关面板数据,从绿色债券、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三者相关性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绿色债券与资本配置、绿色债券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以及其作为中介变量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资本配置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净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与发行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在绿色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政府动机、企业预期与地价扭曲

我国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比价长期偏离合理水平并逐年扩大,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比价反映了土地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本文运用2007—2017年全国287个城市的土地出让微观地块数据研究发现:作为供给端因素的政府动机和需求端因素的企业预期共同导致了地价扭曲的形成。企业预期充当政府动机的中介变量在地价扭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表明企业预期可能在政府动机的影响下“不自觉”地扭曲了地价,充当了地方政府扭曲地价的工具。地价扭曲有利于工业资本 积累,但却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为减轻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在短期内政府应当正确引导企业预期,从长期看应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     

异质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构造基础型、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指标,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异质人力资本与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发现基础型和教育型人力资本促进本省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教育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间接阻碍了邻近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分地区看,基础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了东部、北部沿海及大西北的产业优化,教育人力资本对大多数省份均有正向作用,技能型人力资本只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中起着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