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统计评价研究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测算并探究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的阶段性演化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整体上提升速度较快,但多数省份的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智慧和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人文和宜居方面建设薄弱则可能会形成短板。分布动态演进方面,东部地区展现出显著的主力驱动型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均衡提升型趋势,而东北地区表现出鲜明的双峰并行型趋势。空间形态方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形成了俱乐部收敛的空间形态特征,其主要原因是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在短期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而本地与邻域地区间的“邻高提升,邻低抑制”效应则强化了该种空间形态。本研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效的阶段性统计监测和持续性发展研究提供启示。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政府债务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文章利用201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债务规模。若债务规模按最低增长率变动,将在2025年超过最优水平。（2）隐性债务过高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果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至少为12.7%,并且随着整体债务规模的增加而增加。（3）由于隐性债务的挤出效应,最优债务规模降低24.6%。（4）观察数据样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超过最优水平的地区数呈增加趋势,债务管理面临着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0—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能够克服解释变量与门限变量同时具有内生性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低于最小门限值的低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力资本积累介于最小与最大门限值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转正但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高于最大门限值的高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三，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造成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与方向取决于各自人力资本积累处于何种区制类型。本文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省域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与空间集聚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推进省域城镇化发展需要厘清动力因素及其影响特性。文章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内源动力、外向动力、市场动力、政府动力的四大动力因子评价体系,选取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省域城镇化进程中的动力因素与空间集聚模式。研究发现:广东省城镇化水平在样本期内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其Moran指数呈现递增态势;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具有多样性,因素互构性增强;在各因素中,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最大,人力资本次之,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发展水平、地方财政支出、批发和零售业等因素对城镇化进程也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未来城镇化建设中,应重视区域间的空间溢出与互动影响,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间城镇化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研究

对近年来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剧是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主因.文章在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发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宽松的货币环境和较低的融资成本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鉴于此,我们从改革当前分权体制,官员考核机制与投融资体系入手,就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重庆市例证

文章以重庆市为例,构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然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实证检验了重庆“产业-城乡-消费”三维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重庆直辖以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分值从1997年的1.10增加到2016年的9.86,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影响效应上,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均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政府治理效能指数,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07—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对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来讲,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生态文明差异;全样本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中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α收敛,西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化影响的动态空间计量

高新技术产业化是科技创新成果市场转化的重要实现途径.文章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化Moran's Ⅰ指数测算发现,无论是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还是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在金融发展维度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的Moran's Ⅰ值均显著为正;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提升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产业化水平在省域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业规模指数提升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提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效率指数和金融集聚程度指数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

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已经得到广泛共识,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提供普惠服务和精准服务为核心价值的数字金融借助一系列数字技术,为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成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以结构合理的产业体系、创新有序的市场体系、高效公平的分配体系、协调平衡的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友好的生态体系以及全面多元的开放体系为框架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本文对我国2012-2017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数字金融确实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基于不同高质量发展指数和互联网金融包容指数的稳健性检验也肯定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利用普惠服务的核心属性协调区域发展确保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证实了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容数字金融创新发展,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的靶向性,有助于数字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