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适用研究

随着刑事案件复杂程度的提高,司法实务瑕疵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处于刑事案件证据链主要环节的证据瑕疵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逐渐确立,但仍存在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瑕疵治愈方式多元化、瑕疵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相混淆等问题。结合对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适用困境的分析,建议从延展瑕疵补救方式、规范瑕疵补救程序和强化检察监督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配套,确保规则发挥其应有的司法价值,以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庭审实质化的进程。     

困境与疏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刑事司法之维——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法治话语演进为切入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法治话语演进,体现了我国民族事务法治建设由宏观构建至微观聚焦的转型,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民族事务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而刑事司法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重难点领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族因素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功能亟待教义学的条分缕析。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落后、顶层设计要求不断提高与理论研究供给不足等原因,涉民族因素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应得到承认。通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厘清、涉民族因素刑事案件范围的厘定以及对民族习惯的刑法体系地位的明确,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刑事司法困境可得缓解。     

刑事案件侦查中对证据运用的特定要求

本文从刑事证据的特点入手 ,利用刑事证据的理论体系 ,阐述了刑事证据在刑事案件应用中所具备的特点及特定的法律要求。同时 ,对在刑事证据应用过程中如何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进行了论述。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

在我国,刑事司法关系是办案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运行关系.1949年以来,刑事司法关系在实践中经历多次调整,在规范层面逐渐形成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并上升为宪法规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调整了国家权力构造,使刑事司法关系从一元构造转向“调查—检察—审判”和“侦查—检察—审判”的二元构造,进而再造了公检法关系,又规范了监检法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可以更好地强化权力制约、加强人权保障和提高任务效能.     

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反思与完善

立法技术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具有独特的功能。立法技术的成熟与否及其发达程度在很大层面上制约着立法目的与功能的实现,最终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审视我国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实践,其在立法技术层面的缺失及其引发的法律冲突和制度欠缺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前刑事立法技术进行检讨,并探讨适合我国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刑事立法模式,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体系。     

刑法渊源若干问题探讨

当前,我国刑法渊源的有关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刑法渊源理论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学说恰好给刑法渊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视角.从刑事司法的立场考察,刑法渊源的"刑法"应理解为法官用于裁判具体刑事案件的刑法,相应地,所谓刑法渊源实质上就是刑事法官法源,也就是刑事法官发现可适用于具体刑事案件的刑法的场所.刑法渊源划分为刑法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刑法的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可以成为刑事法律判决合法性基础资料的因素,而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值得考虑的对刑事司法具有法律意义但尚未在正式刑事法律文件中得到权威性的或至少是明文体现的资料和材料.     

试论刑事审级制度的三重功能

刑事审级制度的功能是指刑事审级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刑事审级制度功能发挥作用的对象的差异来看,刑事审级制度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重功能.其中微观功能是刑事审级制度对于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以及职权机关的权力制约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中观功能是刑事审级制度对于具体刑事案件处理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宏观功能是刑事审级制度对于国家法律制度方面所具有的功能.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及完善

在西方发达国家,刑事和解制度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恢复、加害人回归社会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刑事和解以恢复正义为核心,在刑事案件中力图达到多元价值的平衡。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刑事和解理论体系,这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国部分基层司法机关就刑事和解进行了初步探索,收到了良好效果。如何借鉴西方法制理论,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应有功能,是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和谐司法理念的实践价值——对湖南省3起刑事和解案件的法理评析

刑事和解是在和谐司法理念指导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采取的刑事案件宽缓处理方式。湖南省检察机关作为率先在全国探索刑事和解机制的省份,通过三年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文从该省刑事和解的6000案例中攫取未成年人伤害、弱势人员侵财、邻里轻微伤害等3起典型案例进行法理评析,彰显其以化解社会矛盾为根本的司法保护、犯罪预防、公平正义等实践价值。     

跨境取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随着跨境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为了有效惩罚犯罪,一国或法域的部分刑事取证活动必须在另一国家或法域进行,本国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效力问题日渐凸显。传统观点认为,域外取证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执法者在域外进行的刑事取证活动。这一观点忽略了本国法律适用的整体性和涉外刑事审判的公正性问题。应当以公正审判为基础,承认在一定情形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域外效力。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了由法院审理决定的司法审查模式,标志着我国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重要立法进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防卫社会的功能,这一程序将医疗模式司法化,使强制医疗措施成为在刑罚之外精神病患者可以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该程序存在着法律要件规定不明确、用传统的证据审查方式判断强制医疗案件、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游离于程序之外等问题,还需要从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规范缺席判决制度的适用、健全刑事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试论我国的检察处分权

检察处分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和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对某一事项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进行处置并对该事项的处理可以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力,为检察机关所专有。检察处分权分为实体性检察处分权和程序性检察处分权。实体性检察处分权包括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权、批准或决定逮捕权、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起诉权;程序性检察处分权主要体现为刑事、民事及行政案件抗诉权。鉴于国内检察处分权履行的现状和国际检察处分权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检察处分权亟待加强。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刑事立案数额设定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事立案数额设定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设立技术的滞后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犯罪价值认识水平,存在设定随意等诸多缺陷。对于立案数额标准的确定,可以结合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借鉴国外刑法典的数额立法,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衡量数额大小的可变的参照物,建立统一的既能确保法律稳定性,又能保证灵活性的数额相对确定的立法模式。     

食品安全权益刑法保障研究——以两高涉危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为视角

在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日趋严峻的形势下,201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严惩食品安全犯罪,通过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量刑标准以及统一法律适用等有关刑事立法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但纵观我国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往往是以事后应对为主,适用范围过窄的同时,对食品安全的事前风险预防性未予全面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困境。文章主要试就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略述已见,以期促进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健全。     

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公安司法机关立案受理刑事案件的权力。幅员辽阔、刑事案件种类繁多 ,使刑事诉讼的管辖呈现明显的复杂性。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有关司法解释也尽可能对此作了细致的规定 ,但是刑事诉讼关于管辖的规定具有非绝对确定性。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 ,司法机关行使刑事诉讼管辖权时还有一定的功利性。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为追求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结果公正 ,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对刑事管辖权提出异议。故笔者不揣冒昧 ,就确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的理论依据…     

刑事立案博弈的均衡性探析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困境引起了很多争议,本文通过引用“颤抖手均衡”、“信号传递博弈”两种博弈分析,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立案博弈中部分立案标准的非纳什均衡性,并认为非均衡性的存在及立案和起刑的双重标准是导致立案困境的经济动因,提出立案标准的均衡水平应与政府的客观现实状态相适应。     

刑事立案数额设定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事立案数额设定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设立技术的滞后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犯罪价值认识水平,存在设定随意等诸多缺陷.对于立案数额标准的确定,可以结合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借鉴国外刑法典的数额立法,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衡量数额大小的可变的参照物,建立统一的既能确保法律稳定性,又能保证灵活性的数额相对确定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