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数字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需要,文化产业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和变革创新,加快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势在必行。数字文化经济既是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经济的构成部分,其核心特征是文化的要素化生产、创意的工业化转化、消费的沉浸化方式。我国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尽管有不少挑战,但总体基础比较好,前景广阔。推动数字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推动数字文化经济高质有序发展;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培育数字文化应用场景;支持企业内部创新,增强数字文化核心竞争力;创新科研机构研发管理目标,升级数字文化产业价值链;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数字文化复合型高端人才。     

“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要素协同与数字治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型文化消费模式、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生巨大变革,形成了基于多要素联动的战略目标和多向度、基本结构集成化、运行逻辑智能化的逻辑架构。“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亟须数字治理要素的协同,其中科技创新要素是原生性助推器,可提升数字治理精度;数据资源要素是核心战略资源,可提升数字治理质效;内容创新要素是产业核心,可框定数字治理价值基准;文化人才要素是创新源泉,可释放数字治理动能;渠道创新要素是联动支撑,可拓展数字治理空间。五大核心要素的协同联动构成了智能有序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数字治理善治的保障,特别是要实现“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跃升目标,亟须现代治理能力的提升,即实现多元数字治理主体双向触达,数字治理资源精准配置,数字治理制度精准供给以及治理过程靶向施策。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三重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放性合作和模式创新的三重路径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一是数字化转型,即利用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分析环境信息,采用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是开放性合作,即与各方合作、共享资源,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开放性,发挥技术、市场、政策、人才等要素的协同创新效应;三是模式创新,即开创全新的绿色技术创新模式。模式创新涉及企业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的变革。企业应重视关键技术因素,理顺数字经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的关系,提高环保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根本力量。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主体,如何通过数据赋能与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升级,首先,数据与数字技术分别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通关密码和赋能工具。其次,基于数字技术驱动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实施流程再造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再次,基于数字平台赋能打造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支撑的数字平台,重构传统价值链和塑造新的价值创造及传递方式,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最后,基于数字生态共生拓展行业边界实现跨界整合,构建数字生态体系引领行业整体数字化升级与跃迁。这些结论对数字经济下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有所借鉴。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管理变革

论文从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面临的新变化入手,分析用户价值主导促进企业管理目标转变、互联网信息多元交互促进营销管理流程变革、消费者角色转变促进生产管理体系变革、"零工经济"促进职工管理过程转变的逻辑内涵,并探索当前我国企业管理所面临的"痛点",最后从客户管理、营销管理、生产模式管理、用工管理四个方面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     

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重点方向

数字赋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普遍特征,推动数字经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理论研究,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服务效率和公平程度,还可以通过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鉴于我国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从信息不对称、集体行动和交易成本等理论视角出发,要着力从数字技术服务化、公共服务数字化和数字赋能效应化三个方面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面对数据安全、科技理论、数据鸿沟和平台垄断等制约因素带来的挑战,重点应在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和智慧养老等三大领域加强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

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工业时代的线性创新、交互式创新正在向数字时代的新模式——互联式创新转变。互联式创新是由嵌入互联网的分布式多主体——企业、异质性知识体与消费者，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从而形成知识变革与创新涌现的创新模式。基于复杂网络构建互联式创新模型，揭示互联式创新网络结构的特征；以企业作为节点，解析其在互联式创新网络演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互联式创新行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时代，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越深，进行互联式创新活动越多，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因为互联式创新行为会形成创新成本节约和知识偏好连接的基本特征。互联式创新为中国技术后发企业的知识搜寻、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规制等提供了新路径。     

数字经济的理论演进、内涵特征和发展规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层次论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及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统称，可以分为新基础设施层、新生产要素层、新生态环境层、新实体经济层、新经济形态层。沿着互联、赋能、融合、转型和创新的技术-经济路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重塑了数字经济的商业形态，数字平台成为企业和市场之后资源配置的新型组织模式。在摩尔定律等技术规律的驱使下，数字经济呈现场景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智化的经济规律，必将经过导入期和拓展期，从协同阶段迈向繁荣成熟的黄金时代。     

数据商品的生成逻辑与资本化过程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数据作为信息的数字化形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独立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五种存在形态,作为要素形态存在的数据是数字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当数据要素作为商品,其生产过程的起点是数字技术及数字化生产资料,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过程以数据挖掘和算法算力迭代升级为核心,内嵌于开放协同、动态优化的生产网络组织之中。数据商品具有商品的二因素特征。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圈数字化变革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数据商品的“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决定,但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数据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数据的资本化过程。从“劳资关系”来看,数据资本从时空两个维度强化了数字化剥削,开放式生产网络修复劳动力市场的横向分割,智能机器体系以弹性工时取代固定工时。从“资资关系”来看,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集中式生产网络与数据驱动市场的形成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必然会阻碍社会分工的有序演化和经济效率的有效提升。加强对数据资本的引导、规范与治理,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以其开放、平等、创新、协同、共享等特性,对个人生活、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将互联网看作继市场和政府之后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可通过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有效集合生产资源、整合闲置资源、聚合优质资源和特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分析了互联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服务方式、治理方式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驱动下,现阶段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农业,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     

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制度效率——基于服务业税收管理的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税收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税收治理正在跳出传统的税收征收制度安排和管理框架,迈向数字化治理。基于2004—2019年的地区数据来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度和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来实现;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技术对东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0%,而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总体较弱,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正向影响呈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延伸的趋势。因此,要继续强化税务管理领域的数字技术发展深度,缩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创新税务征管理念,建立税务管理的数字化思维;从制度上为数字与税收征管的融合发展扫清障碍。     

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源起、内涵与理论框架

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应用数字技术重构企业组织模式和产业创新发展范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加速创新与能力跃迁的动态过程。对此,产业领军企业亟需发挥产业链链长优势,以数字技术创新与管理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在重构自身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的同时,打造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技术核心能力与数字化管理核心能力,进一步以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驱动“双核”协同,整合建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IDDC）,加速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与持续创新跃迁。数字经济政策要更加重视培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发挥我国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国内外服务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趋势及其反思

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服务化理论是一个包含众多子系统学科且不断动态创新发展的理论。本研究对国内外服务化理论的经典文献进行综述和比较研究,并着重探讨服务化理论的未来学术研究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服务化理论的研究中,学科跨度大的文章较多。国外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相关理论的研究较系统深入,而国内相当多的研究仍属于将国外服务化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然而,数字服务化理论的诞生是国内学者在互联网变革的新环境中构建的新的解释性的理论框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新趋势。总体上看,学术界现有的大部分文献只涉及制造业时代服务化理论研究,而数字时代服务化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亟需吸引更多学者参与研究。     

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探索

培养面向东盟的高素质数字经济人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新文科”改革的题中之义。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是具有数字技术、东盟视野、经济素养、管理能力的人才,即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经济学专业与大数据、数字化管理、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等交叉融合,具有中国立场、国际视野、东盟视角和战略规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现阶段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育人、国际化合作育人、国际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为此,可构建“顶层设计+两融驱动+五化并举”的面向东盟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即从顶层设计上推进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高地,形成政产学研多主体融通、“数字+思政”融汇的“两融驱动”的育人机制,构建专业交叉化、课程重构化、东盟国际化、平台一体化、队伍高端化的“五化并举”育人模式,形成一套符合地方财经高校发展定位、服务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培养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     

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展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思考

当前，正值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将会带来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深入了解这些变化及其影响有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制定产业与创新政策。通过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可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如何促进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馈关系：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向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组织形态转变，外部环境变化对核心主导企业提出了新的潜在特征需求，大企业将更具有竞争效率，平台性组织开始普及，大型平台企业通过行业内兼并重组资源更易获得垄断地位，这些特征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价值创造和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先锋企业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将积极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带动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     

数字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知识来源视角

中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其飞速发展有效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促进了信息快速流通。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企业知识来源,文章利用丰富的专利数据,从知识来源广度、地理范围等维度构建了知识来源指标。结合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变革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知识来源的视角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变革显著并稳健地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在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知识来源在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化变革能够通过拓展知识来源的IPC广度与地理范围、促进跨国知识转移与研发合作、提升科学关联度等方式,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变革对高知识存量、大规模、低融资约束以及高竞争行业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激励效应。本研究从知识来源视角为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解释与经验证据,对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内部创新不足和外部竞争加剧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贸易以数据流动为牵引，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为推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基于“供给侧—需求端—供需联动”角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贸易驱动制造业GVC升级的内在逻辑进行了阐述；其次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服务和数据流动角度考察了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实践困境；再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增强数字技术研创能力、优化数字平台运营环境、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及消除数据要素流通屏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应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大数据的应用能挖掘员工潜力、优化组织架构,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互联网化,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绩效考核的主观性强,决策者认识有误差;企业数据复合型人才缺乏,智能化程度低;管理者对数据的挖掘不够深入,绩效管理成果没有充分应用。因此,扩大数据收集来源,改进绩效考核方法,设计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及其标准来创新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迫在眉睫。基于互联网修正后的360度考评方法,为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路。     

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基于28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

自“双碳目标”提出和“数字中国”建设以来,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文章采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11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利用广义嵌套空间模型,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路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研发强度、改善能源效率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减排。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调节。在数字经济设施较为完善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扩大研发投入、提高能源效率并发展第三产业;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创新绿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与科研院所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建立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切实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