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研究

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框架下,将家庭按非时变特征划分队列,利用队列分解方法识别家庭资产的累积风险冲击,据此构造一种测度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新方法。随后,采用2000—2015年CHNS数据,通过构建资产指数对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进行实证测度,并在队列层面予以分解汇总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收入贫困脆弱性,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更为接近实际的贫困发生率,印证了基于资产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可靠性;年轻组和年老组家庭更脆弱,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最脆弱,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脆弱;脆弱性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但水平效应依然占主导。意味着,在贫困识别过程中应该将家庭资产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且刺激居民家庭资产积累的减贫政策更为关键。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陕南地区的证据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最重要减贫手段之一,通过搬迁安置和产业帮扶措施旨在提高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在脱贫的基础上降低其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利用陕南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使用VEP方法,按照家庭消费的水平和波动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分解,从而深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女户家庭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减贫效果,参与搬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陷入短期贫困脆弱的概率,集中安置、新阶段的移民搬迁工程有效降低了其长期贫困脆弱性;在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中,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时,参与搬迁、搬迁时间等也导致了该类群体在总消费方面的波动,并提高了男户的短期贫困脆弱性。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审视易地移民搬迁在不同家庭权力模式下的减贫效果,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灰色关联分位评价方法与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为了提升乡村振兴阶段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准确性,文章聚焦贫困的多维属性,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一类新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该方法将被测主体视为空间中的几何形状,利用几何特征对比替代传统方法中的双重临界值,降低了临界值选取对识别结果的主观影响,以分位数指标为基础实现了对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同时拓展了灰色关联评价模型,讨论了识别结果的加总与分解,建立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分布指数与多维贫困深度指数。最后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城市,但是贫困分布和贫困深度差距不大,各贫困维度的贡献率在不同区域和城乡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四川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按贫困发生率推算,2005年全省城镇绝对贫困人口96.9万人。城市的贫困相对农村贫困而言,直到在上世纪90年代尚不十分突出,90年代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根据有关部门测算的贫困标准(*注),利用城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绝对贫困发生率为4.8%,分别比1995年和2000年减少1.1个和0.9个百分点。按贫困发生率推算,2005年全省城镇绝对贫困人口96.9万人,分别比1995年、2000年增加18.3万人和7.7万人。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而贫困人口规模却在增加。城市绝对贫困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收入者少对城镇2100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我省绝对贫困户…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贫困减少动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1980～2005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贫困减少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是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减少贫困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政府利用财政支农作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手段,一方面,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支农政策;另一方面,建立一套综合测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减贫政策目标体系,力争在减贫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健康在多大程度上引致贫困脆弱性——基于CHNS农村数据的经验分析

贫困脆弱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在阐述健康引致贫困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CHNS在2000-2009年间追踪调查数据,对贫困脆弱性和健康效用指数HUI进行测度,估计并分析健康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居民健康水平的恶化会使其面临更高的贫困脆弱性,居民健康水平每下降10％,贫困脆弱性大约会上升6％；健康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中,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渠道被证明是相对有效的,而人力资本渠道尽管体现出微弱效应,但尚未在统计上得到显著性验证.因此,制订前瞻性的反贫政策应着眼于建立健康风险防范机制,包括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和重大疾病救助力度,并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以促进其均衡化发展.     

新时期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文章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贫困表现的新特征,制定了考虑家庭规模影响的“小康贫困线”及“三保障”评估的临界值,以识别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于江西省624户农村样本,构建了包含收入标准、三保障标准、食物营养结构、社会关系、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的识别体系,对样本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都是一维贫困,其中,劳动力、收入、精神状况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建档立卡农户贫困贡献率高于非建档立卡农户;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劳动力、健康和教育四个维度的贡献显著。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因素分析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对安置区搬迁户和本地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从家庭、社区两个层面探究多维贫困的原因。依据实地调研数据,使用AF方法,研究发现:1.两类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特征的多维贫困,本地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搬迁户;2.收入、非农经营、信贷便利、培训、土地面积对两类群体的多维贫困有正向影响。此外,家庭规模、抚养比和交通状况显著影响本地户的多维贫困,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农林生产、社会关系、村务参与显著影响搬迁户的多维贫困;3.收入主要通过教育、技能、就业、健康、住房影响多维贫困,非农经营有助于降低陷入教育、技能、就业、健康、饮水、住房贫困的概率;信贷便利与陷入教育、健康、饮水、资产贫困的概率成反比;培训有助于降低陷入技能、饮水、能源贫困的概率。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中美国债市场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可以有效处理非平稳非线性时间序列的方法。在中美融合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首次将该方法用于中美国债指数的分解,筛选出的低频分量及趋势项能够有效表征原始序列。基于此建立了二元VAR-GARCH-BEKK模型,从均值与波动两个维度考证了中美国债市场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面对重大事件及经济政策的冲击,两国国债之间表现出双向的均值溢出,但影响程度不对等,美国对中国的溢出相对较强,而波动溢出效应则是对称的;国债市场长期运行过程中,两国具有双向的波动溢出,但仅存在美国对中国的单向均值溢出。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交易机制,丰富国债交易品种,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等,来有效对冲美国市场对中国的溢出效应,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风险。     

贫困动态转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如何改善贫困状况以及减少贫困人口是我国始终面临的一个大而难的课题。文章以2006~2009年调查的农户家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市场参与的视角,运用转移矩阵以及多层Logistic发展模型来分析我国贫困家庭动态转化以及脱离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发生贫困的家庭中,60%以上属于暂时性贫困;此外,转移劳动力人数对脱离贫困的影响最大,其次就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最后提出农村扶贫政策要放在解决暂时性贫困上,并鼓励劳动力参与市场,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精准扶贫视野下核心家庭结构与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基于MMWS模型的多截面分析

贫困大学生是国家精准扶贫的重要帮扶对象,而家庭结构是影响其学业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昆明市某高校贫困大学生调查数据,在应用边际均值分层加权法(MMWS)控制自选变量偏差的基础上,从计量经济学角度考察了不同家庭结构对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家庭结构对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存在类别差异。与完整家庭相比,单亲母亲家庭贫困生的学业成绩平均高0.5～2分,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单亲父亲家庭贫困生平均显著降低3分左右;影响贫困大学生学业能力的各种家庭资本构成中,以母亲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大于以父亲为代表的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在贫困大学生中,男性学生受家庭单亲状况的负面影响大于女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