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创新,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文章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全国和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测度,并用Dagum基尼系数对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较低,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提升显著;乡村振兴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区域差异是乡村振兴差异的主要表现,但是东部地区省份内部差异也很明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4个方面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但是产业兴旺没有明显的变化。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

文章采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了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压力层、状态层和准则层视角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协同性与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省份在三大准则层的表现和排名具有差异性;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区域逐渐趋向协同发展;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各区域的演进规律呈现差异化。     

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乡村振兴水平分解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并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出发,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国内大循环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呈现一致性,北上广及江浙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遥遥领先;乡村振兴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加速城镇化和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

文章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提升。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最后是地区内差异。八大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总体上以收敛为主。全国、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极化现象不明显,其他综合经济区的极化现象逐渐凸显。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多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揭示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时空非平衡性及空间集聚特征;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反馈机制,通过环境规制→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宜居→乡村振兴的路径产生作用;异质性视角下,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激励效应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强。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

文章通过建构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实证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2010—2019年智慧乡村建设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智慧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智慧乡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中部地区相对持平；核密度检验结果显示，智慧乡村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显著波动变化趋势，东中部地区向积极方向演化成效显著，西部地区提升空间较大。为推动中国智慧乡村建设，各地区应将提升智慧乡村建设水平作为一项共同目标协同发力，从缩小智慧乡村建设的区域间与区域内差距入手，深耕智慧乡村建设区域协同发展。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以新阶段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立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选取34个指标构建省际可比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CRITIC-TOPSIS法对中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分维度、分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区间创新、开放维度差异较大，协调和绿色维度相对均衡，共享维度高低错落。各区域内泰尔指数变化显示：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大，且呈扩大趋势；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且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距逐渐缩小，发展失衡得到有效控制。根据指数平滑法得到的2025年预测值，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得到提升，区域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中国省份消费水平指数的波动源头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基于序贯主成分方法估算的状态空间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我国1999年1月到2015年6月31个省份的CPI即消费水平指标的三层动态因子进行估算.将CPI波动来源分解为相互独立的国家、区域和省份动态因子,进而分析其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动态因子和区域动态因子基本反映了各省份消费水平的波动趋势,可作为CPI波动的主要源头,然而省份动态因子差异较大,其差异性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并利用方差分解来解释CPI波动源头,其中,全国动态因子是CPI波动的主要驱动力,区域动态因子影响力最弱,省份动态因子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及各省份的特殊特征有关.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特征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5—2021年的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收敛性分析法探讨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和收敛性特征。研究表明：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组间差异，尤其是低质量组与中高质量组之间的差异；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各省份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样本时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低质量组与中高质量组之间的差距相对明显，中高质量组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从收敛性特征来看，不同分组的收敛模式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经典TOPSIS模型改进为PFHWD-TOPSIS模型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σ收敛与β收敛模型对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布动态演进及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各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差异的σ收敛特征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GDP、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开放水平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全局以及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总体、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状态,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大地区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第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的趋势。四大地区中,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且东部地区多呈现“H-H”型集聚,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多呈现“L-L”型集聚。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时空演变特征与动态预警研究

文章在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创新生态系统韧性进行测度评价和动态预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整体不高，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各省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类型保持不变的可能性较大，类型转移均发生在相邻类型之间，且受到相邻省份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仅有广东、上海等部分省份处在（或回归）安全无警状态，而相当一部分省份仍处在中警、重警和巨警状态。     

我国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地区间存在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现象,文章在深入解读转型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对31个省份在2013年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对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各省份的公共服务水平分区域呈现出差异,东部区域的政府政策对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中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西部区域的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均对该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