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省域层面的实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战略,探索构建用于评价该战略实施进展的指标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依据相关原则选取了5项一级指标和26项二级指标,并结合我国31个省份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TOPSIS方法计算各省域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及各项一级指标得分,最终构建起省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选取了相关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长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分析其阻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情况良好且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通过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横向对比发现,江苏省各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各维度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方面,不同城市的差距较大。同时,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得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保险深度、人均村卫生室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是阻碍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

文章通过建构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实证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2010—2019年智慧乡村建设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智慧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智慧乡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中部地区相对持平;核密度检验结果显示,智慧乡村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显著波动变化趋势,东中部地区向积极方向演化成效显著,西部地区提升空间较大。为推动中国智慧乡村建设,各地区应将提升智慧乡村建设水平作为一项共同目标协同发力,从缩小智慧乡村建设的区域间与区域内差距入手,深耕智慧乡村建设区域协同发展。     

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

文章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提升。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最后是地区内差异。八大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总体上以收敛为主。全国、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极化现象不明显,其他综合经济区的极化现象逐渐凸显。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分解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是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起始工作。文章构建包含23个基础指标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均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以及四大区域2008—2019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区域差异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时序变化呈现增长趋势,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大致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趋势,中部省份水平及排名波动较大;从区域差异看,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处于收敛状态,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及四大区域之间差异较大。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探寻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最高,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较为落后,低于全国均值;地区间差异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西地区间差异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间差异;Kernel密度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存在极化现象;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评

文章从数字营商环境内涵出发,基于“数字空间”建设和数字赋能传统营商环境要素两个方面,构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fsQCA组态分析法,测评与分析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与差异,探讨了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路径。结果显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呈现“东部>全国>中部>西部”且高数字营商环境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总体空间格局、“全国总体内部差异最大,东部大于西部,而中部最均衡”的区域内部空间差异特征、“东-西差距>东-中差距>中-西差距”的区域间空间差异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同时各维度间存在明显不协调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高数字营商环境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均存在瓶颈;存在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不同路径,即数字政府主导下的数字市场驱动型、数字政府主导下的多维度协同驱动型以及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金融与法治驱动型,且数字化政务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经济发达省份更倾向于多维度协同驱动。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测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文章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以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探究区域发展差异。结果表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自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态势,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通过聚类分析将我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分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四种类型;采用fsQCA评价方法,以组态视角探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乡村振兴水平分解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并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出发,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国内大循环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呈现一致性,北上广及江浙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遥遥领先;乡村振兴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加速城镇化和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     

西北五省区工业转型升级测度及评价

文章从工业发展、工业地位与集中度、抑制产能过剩、科技创新、资产结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及对外开放7个方面构建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2004-2014年面板数据系统地测度了西北五省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以及动态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西北五省区的工业转型升级水平整体呈现出低位运行态势,各省区分项指标存在显著差异.西北五省区促进工业结构升级的任务任重而道远,需制定差别化产业政策力促产业优势互补,需打破行政壁垒搭建产业转型升级合作平台.     

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在对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按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各子效应差异性明显,地区水平由西向东呈现逐渐提升的阶梯型态势,上、中、下游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子效应的分布趋势存在一致性特征。基于实证的结果,文章从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弥补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加强区域协同及特色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提升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综合加权TOPSIS法测度我国200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ESDA解析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且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南北区域差异显著,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北方,具有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以后南方数字经济收敛态势快于北方,主要差距体现在数字经济创新维度方面。     

基于熵权的改进TOPSIS法在多项目优先级评价中的应用

现代企业项目管理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面临多项目优先级评价的问题.文章采用熵权系数对TOPSIS法进行改进,建立多项目优先级评价模型,避免了传统评价方法中主观性强等弊端,并且使用该方法进行算法示例,详细说明各个计算步骤.为企业多项目优先级排序、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方法.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乡村振兴是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分析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乡村振兴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绿色普惠金融、公共服务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绿色普惠金融次之、公共服务最弱。因此,应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筑牢共同富裕根基底盘;着力建设技术创新引领高地,贯通科技循环通路;强化绿色普惠金融服务,延伸金融覆盖范围。打造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供给,力求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省域地方品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优良的地方品质是各地区集聚人才与各类创新资源、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资产。文章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背景以及流动人口现象、“全国文明城市”品牌等中国情境,构建了由环境、经济、社会、幸福四个子系统、共计2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省域地方品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分析了2010—2019年各省份的地方品质指数,并进一步挖掘了关键的制约因子。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研究综述

文章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相关文献,从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虽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时间不长,但在各层面已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指标体系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方面,目前还存在缺少跨区域的县域比较研究、对农民满意度的重视不足、评价指标的测量缺少连续有效数据支撑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建立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体系,优化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构建综合数据采集、共享和治理的数字化系统,夯实评价过程急需的数据基础;开发客观数据驱动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模型,丰富现有的评价理论与方法。     

社会关系和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人”与“集体”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角度出发,以综合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和相对性为原则,建立了“社会关系和谐”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了客观的各级指标权重确定方法,进行统计描述和定量化的监测与评价,并以五个主要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