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分解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是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起始工作。文章构建包含23个基础指标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均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以及四大区域2008—2019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区域差异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时序变化呈现增长趋势,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大致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趋势,中部省份水平及排名波动较大;从区域差异看,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处于收敛状态,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及四大区域之间差异较大。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

文章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提升。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最后是地区内差异。八大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总体上以收敛为主。全国、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极化现象不明显,其他综合经济区的极化现象逐渐凸显。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研究综述

文章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相关文献，从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虽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时间不长，但在各层面已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指标体系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方面，目前还存在缺少跨区域的县域比较研究、对农民满意度的重视不足、评价指标的测量缺少连续有效数据支撑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建立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体系，优化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构建综合数据采集、共享和治理的数字化系统，夯实评价过程急需的数据基础；开发客观数据驱动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模型，丰富现有的评价理论与方法。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多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揭示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时空非平衡性及空间集聚特征;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反馈机制,通过环境规制→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宜居→乡村振兴的路径产生作用;异质性视角下,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激励效应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强。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实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各地区收敛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状态,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差异最为明显,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具有不同的α收敛、β收敛特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监测报告

为科学监测和全面反映四川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四川省统计局联合相关单位组成课题组,依照全面性原则选取了54项重点监测指标形成有效衔接监测体系,进一步按照代表性原则选取了31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分别建立有效衔接指数、脱贫巩固指数、乡村振兴指数测度四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水平;从两不愁三保障、防范规模性返贫、稳定脱贫能力三个维度建立分指数监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情况;从特色产业发展、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三个维度建立分指数评价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成效。并以2015-2020年有关数据为基础,测算了全省88个摘帽县由脱贫到振兴过程中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旨在为四川农村和全国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在新阶段统筹推进脱贫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支撑。     

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乡村振兴水平分解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并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出发,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国内大循环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呈现一致性,北上广及江浙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遥遥领先;乡村振兴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加速城镇化和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乡村治理成效评价与分类提升策略

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构建了涵盖25个指标的乡村治理成效评价体系,基于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实证评价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成效。结果表明:(1)社会公正与村民权益保障、文明乡风塑造、财政支持与社区困难救助、人口素质与社会治安、村民文化水平提升、民主自治与养老保障以及就业转移与生态治理是衡量乡村治理成效的关键因子。(2)整体而言,我国乡村治理成效呈现东部、南部、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较优,黄河、长江中游与东北部综合经济区次之,大西北、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靠后的发展格局。(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系统聚类法对我国乡村治理成效进行聚类分析,分类结果为四类,与因子分析结果相互呼应。     

我国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地区间存在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现象,文章在深入解读转型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对31个省份在2013年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对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各省份的公共服务水平分区域呈现出差异,东部区域的政府政策对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中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西部区域的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均对该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显著.     

新时代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

基于新时代背景和前人的研究,文章赋予产业升级新的内涵,并在其内涵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科技效益、生态效益、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6个准则层的新时代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熵值法和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测算了我国产业升级综合指数,对我国30个省份2017年的产业升级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运用了聚类分析法对这30个省份的产业升级水平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北京、上海的产业升级水平远远领先于我国其他省份,各省份间产业升级水平不均衡;我国地区间产业升级水平差异明显,呈现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特点,且我国产业升级水平整体比较低。     

区域绿色制造发展指数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推动绿色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以网络拓扑结构模型为基础,从绿色经营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环境共生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区域绿色制造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制造发展指数进行综合测度分析,并进一步采用系统聚类法对各省份进行梯度划分,进而探索区域绿色制造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绿色制造发展指数常年处于较高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指数普遍较低,我国绿色制造发展水平从沿海向内陆递减,梯度差异明显;各省份绿色制造发展水平可依次划分为五个等级,省际差距较大,且绿色创新能力是区域绿色制造发展水平的首要影响因素;三大经济圈绿色制造发展特征各异：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显著,珠三角经济圈的“虹吸效应”明显,而环渤海经济圈兼而有之。     

中国省份消费水平指数的波动源头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基于序贯主成分方法估算的状态空间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我国1999年1月到2015年6月31个省份的CPI即消费水平指标的三层动态因子进行估算.将CPI波动来源分解为相互独立的国家、区域和省份动态因子,进而分析其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动态因子和区域动态因子基本反映了各省份消费水平的波动趋势,可作为CPI波动的主要源头,然而省份动态因子差异较大,其差异性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并利用方差分解来解释CPI波动源头,其中,全国动态因子是CPI波动的主要驱动力,区域动态因子影响力最弱,省份动态因子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及各省份的特殊特征有关.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分析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补齐农村民生短板是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公共产品式"扶贫为突破口,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特征,试图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精准扶贫的契合点,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减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减贫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农村减贫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