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为德也大矣”译注辨

《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文之为德也,大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易·小畜·大象》译为“君子以懿文德”,只是考证出“文德”一词的出处,没有道出“文德”的含义,颇使人费解。陆侃如、牟世金译注《原道》中把“德”用“意义”来概括,这样“文之为德也大矣”就译成“‘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未免有点不妥贴。郭晋稀在《文心雕     

《文心雕龙》“文之为德”观试探

<正> 《文心雕龙·原道》篇“文之为德”说是刘勰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观点,它包含有可宝贵的辩证法思想,与《原道》篇的“自然之道”是密切相关的。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文论思想、确切把握《文心雕龙》一书的文论体系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对刘勰的“文之为德”说作些尝试性的探索。其有谬误,幸望通人指正。     

宽之为德——儒家恕道工夫之一种

宽德是儒家爱人、行恕的必然要求。君子为人处事,应当宽以待人,容得下异端,并还能够正视异端的意见。中道精神也为宽德的形成保留了空间。态度宽容,则会赢得别人的爱戴和拥护。居处尊位应当爱人如己,始终把宽厚作为行事的根本原则。但对待横逆之徒,也不能放纵,而远离儒家之恕的原则性。天道博大、宽广,值得人类取法。地德深厚广大,承载万物,无选择性、无差异性地供养土力。人道之中,原谅别人、理解别人、同情别人则构成宽德。宽的工夫在内,而不在外。人要善于忽略不计,必须"大其心"、积气、养气。但儒家行宽,有根有据,绝不姑息不仁不义、乱仁乱义的人与事。     

畏天命 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

畏天命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诸葛忆兵天地、祖光、鬼神的崇拜和信仰，构成华夏先民宗教生活的主体，进而演为某些基本的哲学范畴。承天之佑、先祖有灵、鬼神赐福，是先民宗教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们生存价值之依据。这种先古宗教观，形成于生产力低下的...     

“物”之为历史性的“对象”——论马克思对“物”的分析

对“物是什么”的回答历来是哲学家聚讼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产生分歧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从人和物的关联活动出发,认为物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的历史性对象。立足于此,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传统哲学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这两种对物的主流理解,还深刻揭示了物之为历史性对象的存在论根基、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对物的对象性本质和历史性生成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物,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运作机制和建构原则,为克服因商品导致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指明了方向。     

“敬”德论

敬作为一种道德,出现于西周初年,其最初意义主要是指一种临事态度,即敬事。敬事表现为两大层面的意义:畏—惧—警的道德心理意识和慎—肃—勤的道德行为表现。当代敬业精神在继承和弘扬其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还需结合时代特征,在责任、创新、趣味和乐群等方面予以丰富和发展:凸显责任的属人性与社会性;辩证分析以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长度为主体的敬业评价尺度,强调创新是人之主体性和创造性特征的集中体现;主张趣味是敬业精神的真正底色;明确乐群这一传统理念与团队精神在内涵上的相合处。     

论“虚”之德

在中国思想史上 ,老子是第一个提出“虚”和“实”概念的人 ,尤其突出“虚”的作用。虚非虚假、虚无之意 ,而是指谦虚、博大、容物之德 ,意指心灵渊博广大的涵容性。从伦理角度来看 ,“虚”具有十分重要的道德内涵 ,与人的道德涵养紧密相联 ;作为传统道德中的基础性范畴 ,它又是人的德性与人格的基本要求或前提。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物质观念的强化 ,物欲充斥着人们的整个心灵 ,人们精神家园的失落以及道德方面的某些倒退 ,致使人的心灵没有空间再来包容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有必要来认清中国传统“虚”德的本质和内涵 ,发挥其在道德…     

论“以德治党”

"以德治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之中虽未曾明确提出过,但在中共党的领导人从严治党的论述中已包含着这一思想.可以从其存在的必然性、内在结构、与法的关系等诸方面,认识这一思想.     

论道教的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是道教修道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道教中,命是指生命,即由形气构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物;性指心性,即心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命与性是不可分的,性离不开命,命离不开性,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由于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所以修道不能只修命或只修性,而必须性命双修,方能达到形神俱妙的神仙境界.在修道的方法上,既要使用保养形气的修命之术,又要使用炼养心神的修性之法;在修道的程序上,则既可以像南宗那样先命后性,也可以像北宗那样先性后命,但最终都必须以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为依归.     

南辕北辙：近代“鬼神救国”论考察——以灵学为例

“鬼神救国”论是近代各种救国言论之一,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考察“鬼神救国”论对于更深入地剖析救亡局势下不同群体的心态与命运,更全面地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以灵学为例,“鬼神救国”论者认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主张“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颓靡”,而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鬼神救国”论的泛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王船山论“道”与“德”

<正> 现代人都十分熟悉道德这个概念。今天用来翻译西文Moral一辞的“道德”,虽然先秦《管子》、《荀子》书中即已出现,但在大多数思想家那里,“道”与“德”多分开使用,二者各有不同的伦理意义,相互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王船山也把这两个范畴作为伦理学说的主要范畴。他关于“道”与“德”的理论,不仅形成他最基本的伦理学观点,而且还透露出不少极有价值的思想。     

论“德”与“得”的辩证法

论“德”与“得”的辩证法顾智明，彭钧华人人都希冀获得幸福。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幸福的源泉又是什么？人类生活的实践，特别是古今中外获得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道德是使您获得幸福的源泉。一、“德”“得”相通：中国道德精神...     

论先秦时期的“士德”

论先秦时期的“士德”陈瑛（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孟子不愧是个大思想家，他提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而能”这个命题，非常深刻地指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就一般情况来说，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着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前者是基础和前提。他提出的“无恒...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德充符》奥义——因循内德的庄学“葆德”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五篇。继《人间世》对君主专制正面强攻，与伪道俗见全面交锋，阐明“因应外境，间世保身”之后，《德充符》对强化君主专制的孔子正面强攻．与宗法伦理全面交锋，阐明“因循内德，忘形葆德”之旨。作者运用结构分析法．破译了庄子晦藏于寓言人名“伯昏”“仲尼”“叔山”“常季”中的“伯-仲-叔-季”密码．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庄学“葆德”奥义。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戍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另一个视角看“白马非马”

自古以来,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在研究“白马非马”这个观点上始终面临一个困难:“这个论断到底是符合逻辑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诡辩”,很多人试图解决这个困难,学界对“白马非马”的争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本文试图从公孙龙是否善于使用逻辑和公孙龙的辩论技巧这两个方面,来探寻“白马非马”真正的涵义。     

超越权利的焦虑——“积极的人权”与“诚”之为工夫

儒家与人权的关系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以往论者或认为权利可兼容于儒家,或认为其可填补后者思想观念或制度设计上的空白,或认为两者本来在功能上存在相通或对等之处,仅仅是表达方式与关怀重点不同。通常意义上的人权具备防御的性质,保护人免于强权的随意触摸,或许可被称之为消极的权利。但此种人权是现代性的社会治理不断精密化以后才可能产生的某种具有补偿性质的东西。这一伴随社会规训机制的现代化而被凸显出来,并对于儒家来说完全陌生的观念,在实际上也无需被置于同后者对话的语境中。相对于此,我们仍有可能去探寻另一种积极的权利,即某种塑造人格与追求德性的权利。以古希腊所谈论的坦陈真相与儒家之所谓诚的比较为例,这种意义上的权利完全具有与儒家传统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