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双向FDI协同、区域绿色创新与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改进的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效应的增强不仅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还会提高相邻或地理属性相近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此外,这种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积极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双向FDI协同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绿色创新视为利用性和探索性绿色创新的动态演化过程,遵循“过程—能力—优势”的逻辑范式,对“绿色创新—绿色动态能力—竞争优势”的机制与路径进行了分层解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绿色创新对于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地正向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绿色动态能力的完全中介实现的.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绿色建筑产业发展要素研究

绿色建筑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未来建筑业发展的大方向,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源集约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改善.文章梳理了产业发展要素体系,分析了各要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并运用调查问卷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环境显著正向影响市场渗透程度及资源利用程度;政府作用显著正向影响市场渗透程度、资源利用程度以及阶段成熟程度;技术环境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利用程度及阶段成熟程度.     

绿色债券发行与成员企业清洁化创新偏好

有效发挥绿色金融市场融资功能、加快企业低碳转型是实现国家气候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股权穿透数据，实证发现集团型企业借助绿色债券发行释放战略转型信号，显著提升了成员公司的外部市场关注以及内部资源支持，加快了组织内部技术创新的清洁化趋势，体现出“声誉溢出”和“内部市场”效应对子公司绿色创新的双重激励。进一步分析表明，集团控股程度以及国有产权性质对绿色融资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加显著。     

能源消费、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

当前世界能源发展面临着供需结构不协调、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等不稳定因素,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源消费及技术升级需要,金融部门积极创新,加大金融服务供给,驱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创新,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构建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及引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能源消费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驱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呈负向作用,而提升金融支持力度有助于制造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水平和金融支持力度可经过交互作用形成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双碳”目标背景之下,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均加快了制造业绿色变革步伐;此外,外商投资和政府有效干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转型。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首先,制造业要转变传统生产思想,认真贯彻执行绿色创新理念,深度融入绿色发展格局;其次,鼓励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绿色融资支持力度,并不断完善风险识别及管控措施;最后,政府应正确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提高决策质量、降低决策失误。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6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呈下中上游递减的差异格局，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促进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以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其中环境规制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经验和证据。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作为决策单元,构建熵权法结合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2007-2014年湖北省城市绿色创新平均效率为0.307,仍有近70％提升空间;城市间差异显著,武汉、宜昌、襄阳优势明显.②科技人员和科技支出作为创新资源投入对于湖北省绿色创新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人员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而环境污染指数对于绿色创新存在着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效率呈“倒U”型关系,“波特假说”中合理的环境规制的重要性也得到印证;④区域开放程度对湖北省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作用,教育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湖北省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

提高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新时代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文章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作用表现出时间递增效应。相较而言，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非一线城市、中度和低度耦合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保障。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江西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测算了2000-2015年期间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将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长、短期增长效应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江西省高等教育资源流失现象严重,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更不稳定.研究发现:发展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效应尚不明显,但它通过拉动消费、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而促进江西经济的短期发展.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