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     

考虑公平与默契的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经济带逐步成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构建贸易合作潜力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交通便利性、收益分配公平和合作默契性等多元因素对国家之间跨境贸易合作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适时调节贸易收益分配公平度和合作默契度,能够拓展和增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合作潜力,加快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建设进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构成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关系、各国网络位置、权利等级、核心和边缘程度等信息进行量化,从而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产品的贸易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沿线各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化,同时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农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空间和机会.     

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5-2014年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关系,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回归方法解构了全球铜矿石流动的网络关联特征及影响.结果显示:铜矿石贸易网络具有稳定性和松散性,且存在核心-边缘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色地位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经济组织变量对铜矿石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铜矿石贸易联系的建立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地理距离的影响不大,陆地相邻的国家确实能够促进贸易联系的发生,语言不同的国家更有利于贸易流量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演化及互联互通效应模拟

能源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关键领域。构建2007—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网络,对能源贸易网络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丝路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密度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但贸易联系不够紧密;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无权网络与贸易加权网络的标准结构熵均处于0～1之间,表现为星型网络和规则网络之间的一种网络结构;沿线各国能源贸易网络聚类系数差别较大,平均路径长度在1.6～3.1之间。在此基础上,探究各国之间贸易紧密度增强的原因,鉴于"五通"可量化性及模拟的准确性,采用基础设施改善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刻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的实施效应。研究发现: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有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互通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量已经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产品出口是否也变得更加稳定？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决定贸易联系的长期发展,稳定的贸易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高度细分且重复观测的出口纵向生存数据,利用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进行两种时期的对比研究,并在模型中考虑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体上,向沿线各国出口贸易更加稳定,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显著提升,技术型产品与非技术型产品拉开了差距,出口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倡议的提出对于GDP或人均GDP较低国家的出口稳定性推动最明显,尤其体现在技术型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贸易几乎不受汇率波动影响,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远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较大的初始贸易额所带来的优势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性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双边贸易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技术型产品出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

文章考察了1999---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的公路、铁路、民航和水运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重点考察了中东欧国家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民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21国层面显著为正;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东欧国家层面显著为负;水运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21国和中东欧国家层面都不显著;考虑控制变量之后,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     

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研究——以新兴市场为例

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两个层次分析了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并对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层次上,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各类区域经济组织作用不同,在分类层次上,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不确定外,其他主要因素的作用与总量层次相同;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在总体上表现为“贸易不足”,在五类农产品进出口上属于“贸易不足”的国家较多,表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SYS-GMM的动态分析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极具潜力的机电产品出口市场,探讨中国与沿线区域间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SYS-GMM实证分析沿线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最终提出沿线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针对性建议。研究表明: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偏低,但整体呈上升趋势;基础设施是制约沿线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首要瓶颈,但其近年来的改善幅度大于其他分项指标。以中国为出口方,沿线区域为进口方,双边之间的机电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相较于其他因素,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机电产品前期出口量。分项指标中,基础设施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边境管理和营商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往来愈发频繁,对沿线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开始突显。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市场,也大大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吸引周边企业进驻、企业间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该倡议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了商务部每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2008—2017年这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作为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将人均GDP、出口总额、汇率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沿线地区的对外投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进一步证实实验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带一路...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东南亚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基于区域协同发展视角,选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2009—2019年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协同化指数及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以此反映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演变特征及发展驱动力,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及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阶段分区特征,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不同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此外,各主要变量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按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双边贸易、营商环境、金融一体化、产业相似及对外投资,其中金融一体化为负向作用。未来,中国可从倡议落实、贸易往来、政策互通与区域合作等四方面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沟通,共同促进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同,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双赢局面。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文章以与中国发生双边数字贸易的27个主要国家2000—2020年的数字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构建数字贸易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数字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数字贸易的效率普遍较低,但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且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数字贸易的潜力最大;从行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次之,通信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对中国提升数字贸易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贸易国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会抑制中国开展数字贸易。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前世今生”话班列

<正>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达15183列,比上年增长22%,首次站上1.5万列大关,连续两年突破“万列”,约为2016年统一品牌时的9倍。中欧班列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运行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是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回顾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与“一带一路”典型贸易区间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文章结合中国同典型国家之间的贸易真实情况,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测算中国同典型贸易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国的贸易自由度对贸易影响非常显著,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影响不显著。随后测算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潜力,并按照潜力巨大型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和潜力再造型国家进行了分类。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恒定市场份额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及其应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将微观层面的商品价格、数量、种类,中观层面的国别、产业结构,与宏观层面的市场份额和需求规模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刻画出口波动的直接因素。基于该模型,本文从总体、动态、区域、产业4个维度逐层解析2002—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结果表明,进口需求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需求数量和价格水平增长均有显著贡献,虽然出口竞争力效应总体表现不佳,但是品类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小幅改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竞争力效应显著增长,特别是数量竞争力效应大幅改善。研究还表明,上述效应在不同产业和区域既存在共性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差异性。相对于CMS两层次分解框架,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经济学含义更加清晰,政策启示更加明确,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