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机制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供应链话语权两条路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重污染、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在各分项的良好表现均能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基于知识产权战略视角的知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在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提升知识能力是增强企业产品服务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通过运用SAS和Amos数据研究方法,对知识能力宽度、深度和领先度进行分析,研究企业的知识能力在知识产权战略的中介效应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知识能力在知识产权中介效应下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于知识能力单纯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加大对知识产权战略的投入来提高创新绩效。     

营销知识管理对创新绩效的作用研究

文章通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营销知识管理不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能够通过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并且间接影响效应的作用强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加强营销知识管理,进而保障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国家高新区设立、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文章以国家高新区的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1—2019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是国家高新区发挥创新效应的重要途径,国家高新区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两种渠道助力区域创新。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设立国家高新区对相邻城市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动力与创新绩效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企业的R&D投入和技术溢出,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文章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对我国1734家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动力和创新绩效进行定量研究。结果显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不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直接影响,还会由R&D投入和技术溢出等创新动力对创新绩效施加间接影响;法律执行效果、司法保护水平与知识产权意识等因素亦通过不同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作用;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影响企业创新动力的具体因素不同,进而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呈现显著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价值网络位置、内部资源配置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价值网络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26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内部资源配置于广告与研发两类活动,探讨处于不同价值网络位置的企业如何通过广告和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均会对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广告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广告投入、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统计检验

在高质量发展与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效果和机制角度统计检验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并非完全成为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价值,作用机制表现在效率工资效应、现金流抑制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三个方面,即通过提高员工工资、减少新增投资、增加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并且,二者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低创新水平企业中更为突出。文章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识别“五险”费用与企业价值的因果关系,建立起宏观制度与微观企业行为、绩效表现之间的联系,为理解“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在逻辑、激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人力资本与企业经营绩效

文章选取2015—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有效衡量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的指标,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企业人力资本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源风险管理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且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加强人力资本建设,企业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进而取得更为丰硕的创新成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加强人力资源风险管理都能有效提升其经营绩效,这一积极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中亦表现出普遍适用性。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创新要素流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探究创新要素流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能源效率,运用引力模型构建创新要素流动指标,并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有利于能源效率提升,且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产业结构调整是创新要素流动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传导机制。空间效应表明,创新要素流动与能源效率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创新人员流动对能源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创新资本流动对能源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对能源效率提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本文为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助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与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探索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采用137家上市高技术企业最新数据,利用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也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即研发投入在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由此,企业应重视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增大研发力度以提升绩效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2—2018年我国260个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城市及邻近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规模变化效应、结构转型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三条路径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在内的不同城市特质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冲击效应不同。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管教育背景、风险偏好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非金融、非ST企业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的作用机制和不同条件下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高管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背景通过改变高管的风险偏好水平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权性质抑制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与高管教育背景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中存在互补效应。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通过Moran's I指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经济绩效与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SEM模型和SDM模型对2012年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绩效和金融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作用不仅对所在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有正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