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与西部地区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基于西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单一门槛特征。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农村金融发展对生活贫困减缓和医疗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但对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减缓和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而对医疗贫困减缓的影响,在跨越单一门槛值后反而具有较大的抑制效应。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民族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平滑转换模型对少数民族农村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选取医疗贫困、收入贫困与教育贫困三个指标作为主要贫困指标.结果发现,少数民族农村金融的发展并没有缓解医疗贫困,对收入贫困的缓解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越来好的情况下,教育贫困这个问题将会慢慢得到很好的解决.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及非线性特征——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农村贫困减缓的内在机理,利用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LSDV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基准影响以及非线性效应。结果发现:农村贫困程度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负向关系十分明显,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贫困减缓;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着显著边际递减的非线性驱动效应,即在农村贫困程度由高变低的动态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边际作用逐步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能够为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县区反贫困研究——基于陕西省50个国定贫困县的系统广义距估计

基于2000-2012年陕西省50个国家贫困县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距动态面板方法,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贫困县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金融资源流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严重制约金融减贫积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效应都高于金融发展效率;贫困地区呈现较强的贫困惯性,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政府财政支出是贫困减缓助推之力,而收入分配不均明显阻碍了减贫进程。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分析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补齐农村民生短板是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公共产品式"扶贫为突破口,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特征,试图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精准扶贫的契合点,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减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减贫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农村减贫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测度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3—2019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相关数据，采用AF方法、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分布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扶贫减贫效果显著，2019年重度多维相对贫困省份已经消除，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经济维度的减贫效果最为明显，社会发展维度次之，而生态环境维度在减贫过程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总体基尼系数跨度较大并且下降明显，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在缩小；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总体发展态势与三大地区的发展态势具有空间上的一致性。总体来看，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的整体状况有所改善，绝对差距也在缩小。     

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针对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益进行了空间固定效应以及时序效应的筛选,并结合Hausman、Wald检验实施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的修正,以W空间权重矩阵标准化验证我国区域间时序基础上的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关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以信贷的主要方式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民增收来实现农村减贫,具有直接效应;金融支农减贫与经济效益存在正向弹性,区域的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扩散至邻近区域的可能性要高于劳动力增加带来的相应效益在邻近区域的扩散.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多种经济增长理论,选取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多变量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测算结果放大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10年以来此效应不断增强;劳动力、城市化水平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发现2000-2014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群趋势以及正向空间自相关.利用2000年、2007年和2014年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资本、劳动力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要素,人力资本、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仍占绝对优势,而传统研究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将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限效应研究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估计了中国31个省份1999—2006年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效率,并以此代表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效,进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空间溢出和门限效应。采用普通面板回归、空间面板回归和门限面板回归这三种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所提高,即证实了空间溢出和门限效应的存在。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