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缴费率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吗？

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是薪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201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非单调线性,且在社会保险缴费率为0.1314时,创新产出最优。引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的社会保险最优缴费区间为[0.0946,0.1572）,在最优区间内,制造业企业通过有效人员投入（激励）与创新投入合力提升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同样具有前置效应和后置效应,分别表现为吸引并留住人才和对创新失败的容忍。本文结论丰富了员工薪资结构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社会保险缴费比率提供了一定参考。     

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企业能否通过提升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表现提高创新绩效,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通过声誉效应和资源效应来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

文章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考察了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所在城市区块链发展水平越高,其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区块链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这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区块链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在高科技行业和民营外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区块链发展、重塑企业经营生态格局,才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从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减税有利于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吗?

研究政府减税何以提升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能力,对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使用2008-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借鉴ABBGH(2005)的一般均衡模型,界定了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概念与识别方法。主要发现:第一,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尤其对创新型“僵尸企业”减税存在较强的“杠杆效应”;第二,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非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第三,政府对偏向科研固定资产投资的创新型“僵尸企业”和倾向基础科学研究的效率型“僵尸企业”增加减税额度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是促使高新技术“僵尸企业”起死回生的重要途径。政府可利用创新型“僵尸企业”“重资产、轻科研”与效率型“僵尸企业” “重科研、轻资产”的创新策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为平稳、持续、高效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框架。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社会保险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备受关注,其本质在于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特殊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显著越低、雇佣规模显著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鉴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费率偏高同时逃避费行为较普遍的事实,鉴于未来劳动工资上涨、劳动供给结构性乃至整体性相对不足的基本趋势,建议合理缴费负担,同时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卖空机制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理论提出卖空机制“信息增益效应”和“压力减损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卖空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表现为放松卖空管制后上市公司的技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变化率均有显著提升。渠道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畅通信息传递、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作用。此外,较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表现得更为强烈。本研究推动了微观金融和宏观经济增长的融合,并为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检验——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样本数据，采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化投资的量化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实施数字化投资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效应和协同机制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投资能够直接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从协同机制检验来看，数字化投资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共同作用于企业价值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即“数字化互补理论”得到验证。从作用机制检验来看，数字化投资能通过增强企业竞争力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即竞争力在企业实施数字化投资影响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财务风险先下降后上升。同时,企业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与财务风险之间均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和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下,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探究企业金融化影响财务风险的机制,发现企业适度持有短期金融资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表现为“蓄水池效应”;而企业过度金融化会挤出主业投资资金,增加财务风险,并且企业金融化本身的风险会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风险,传导至实体企业,此时“挤出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而企业创新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信息透明度、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实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市场化进程引入实证分析中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阻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进程则会增强这种促进作用;基于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与非国有、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