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油气管道泄漏生态损害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海洋油气污染作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海洋环境、渔业生产和观光旅游都会产生广大的破坏性影响。然而,目前我国海洋油气管道泄漏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仍面临专门立法缺失、程序立法存在漏洞、生态补偿的法律地位未确立、海洋油气管道泄漏生态补偿实施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对此,应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海洋油气管道建设新机制,建立油气资源开发环境风险评价法律制度及多元化的生态补偿金筹措机制,建立完善的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税制度及专门的生态补偿管理机构,并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从而为海洋油气事业提供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促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协调科学发展。     

APEC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机制研究——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国际组织,其对亚太地区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APEC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机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形成完善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监督机制,建立一种自愿协商基础上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争端解决机制.作为APEC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从本国国情出发,以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和前提,在参与APEC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事务尤其是参与制定区域统一环境保护规范和区域共同行动计划中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     

海洋法律争端中海事安全议题的导入

海事安全具有明显的低政治敏感性,在海洋法律争端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导入海事安全议题,具有转移问题面向、达致共识焦点、构建相关海域海事安全保障共同体的作用,进而可在相当程度上延缓和弱化海洋法律争端。国际社会已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海事安全法律体系,形成基于国家管辖权、区域性安排和海事条约治理的多元海事安全保障制度,但仍存在一定的法律困境。借助海事安全议题延缓和弱化海洋法律争端的法律对策包括国家海事管辖权的合法行使、区域性海事制度安排的合理协调和强制履约审核的积极响应。     

扩大对内开放与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构建——以陕甘“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将会出现诸多亟待解决的区域性问题.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解决区域性的公共问题;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协调地方政府利益;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要求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扩大对内开放,启动内需发展战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当前关中—天水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主要建议是建立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及跨越行政层级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包括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政策合作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应急联动机制等.通过扩大对内开放与构建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实现区域一体化向纵深推进.     

中日韩合作的务实战略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日韩合作是这一趋势的催生物。中日韩合作符合三国的战略利益,但合作机制的深化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日韩合作可能会循着发展——缓慢——停滞——再发展的曲折道路前行。中日韩合作应采取务实战略,先经济后政治、先民间后政府、先地方后中央、先双边后多边,逐步扩大合作领域,积累政治互信,化解不利因素,渐次推动合作机制步入深入。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保障

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海洋生态建设的立法中存在海洋生态保护缺乏、新兴海洋产业的立法不足、管理部门职能交叉问题严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不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依据不足、缺乏海岸线保护方面的规定等问题.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急需通过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海洋管理机构的组织立法、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法律制度等的相关立法来予以解决.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思考

随着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中日韩三国间现在还存在诸多阻碍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但三国经济发展潜力大、优势互补,经济关系密切、贸易不断扩大,三国合作意愿上升,形式多样,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了现实基础,已使中日韩三国在原来良好的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向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三方合作发展成为可能。     

近海碳捕获和封存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海碳捕获和封存(CCS)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中尚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地位.从推动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伦敦公约>应当确立近海CCS的合法地位.近海CCS具有破坏海洋环境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管,为此可以借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的近海CCS环境风险监管模式.为了有效防控近海CCS产生的环境风险,规制近海CCS运营行为,应当创设完善的近海CCS法制框架.     

论环境法律规范的有效性

环境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研究对于理性地分析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建立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用以解释很多在以往看似支离破碎、毫无关联的问题。现行环境法律原则存在的问题包括:目的原则(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二元论)之间的抵触;结构性法律原则(环境正义)的缺失;(纯粹)意识形态性法律原则(例如人权原则)没有发挥其在环境保护中应有的作用。此外,还存在环境法律规则的漏洞,环境法律规则之间的抵触,以及环境法律原则与环境法律规则的抵触。达致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有效性,应重视法律原则的提炼,环境法律规范的统一和秩序,环境法律规则与原则的协调以及环境问题作为环境法研究起始点的设定。     

二氧化碳海底封存与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

二氧化碳海底封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工具,但需要包括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法律制度加以规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等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为处理二氧化碳海底封存提供了国际海洋环境法基础.然而,仍需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来推进和保障二氧化碳海底封存的实施.     

现代商人法的性质和归属新论

建立在中世纪商人法基础上的现代商人法对国际商事交易的展开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现代商人法只是规范跨国商事交易行为的习惯性规则,除了被纳入国际商事条约以及各国法律所共同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外,现代商人法的其他渊源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产生约束力.由于现代商人法的渊源不全是法律,它并不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     

论网络环境下我国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国际互联网条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意味着在网络环境下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律保护机制实为迫在眉睫.应以加强网络复制权的法律规制为基础,以权利限制制度支撑著作权法上的"利益平衡",从而完善我国的著作权法律保护机制.     

浅议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开展南海渔业合作具有紧迫性和可行性。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加强在渔业领域的合作,以确保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为促进各方就“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形成共识积累战略信任。目前南海渔业领域合作机制存在合作形式上务实少、务虚多,多边合作少、双边合作多,缺乏高效的执行机制,以及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建议通过协商与谈判,签订区域性的政府间渔业合作协定(条约),并建立南海区域性渔业合作管理组织,在渔业管理、渔业科技合作、渔业统计数据交流和执法合作等方面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对南海区域渔业进行科学管理和养护,以确保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一个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最大特征是海洋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是海洋污染日益严重;二是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严重的经济损失、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阻碍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发社会冲突等.而导致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一是陆源污染,二是海洋开发所带来的污染.要解决海洋环境问题,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海洋观;尽快完善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布局海洋产业;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力度;促进海洋科技进步,转变海洋开发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中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非坦途,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减少投资阻力。然而,机遇与风险并存,合作目标下潜藏同业竞争、环境保护、合作红利难以实现等运营风险,以及法律适用、劳动者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风险。中国企业要建立事前调查机制,做好前期风险预判;购买国际投资保险服务,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防范投资运行中的风险;积极利用国内法、合作方所在国法律、目标国法律以及双(多)边投资协定、WTO规则中的救济机制,尽量避免投资中途失败或重大利益受损情况发生。     

后疫情时期中日韩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合作机制研究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中日韩三国率先受到波及,疫情波及范围广,感染人数众多.但三国政府均采取了有效措施,很快抑制了疫情,且在应对的措施上具有相似性,如应对的及时性、理念的互助性、执行的统一性以及法律的衔接性.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贸易流通和往来已然受到阻碍,区域合作成为必然趋势.因此,中日韩三国可以依托疫情期间形成的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积极搭建救灾物资和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国家间防疫合作沟通机制和应急处理体制,共同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断拓展三国的合作途径,为推动东北亚区域整体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策略思考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即将结束并有望在2012年进入政府谈判阶段。中日韩三国近年来在商品及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领域保持了高度密切的联系,并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为中国创造更为广阔和稳定的市场以及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其意义不止于此。应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认识该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重要战略意义,并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推进该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与建设工作。     

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

海洋亚洲环境史无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提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纵向看,可以分为1500年以前、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及独立后三个时期;从横向看,需要研究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以及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等四方面内容.最后,在初步总结海洋亚洲环境史的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具体设想.     

中日海洋战略视角下的东海油气开发合作

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下,中日两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各自海洋战略的高度,突破性地确立了东海划界前的临时安排,东海资源合作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是,东海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尚待时日,需要中日双方高度的战略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日海洋战略合作是重中之重.     

条约规则成为一般习惯法的条件——兼论"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之内涵

条约是现代国际法中形成和发展一般习惯法的重要媒介.要成为一般习惯法,条约规则须具有创立一般规则的性质,须有国家实践即常例,须接受常例为法即法律确念.在判断条约规则是否成为一般习惯法时,"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的实践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它是指其利益比其他国家更加直接而且通常是重大地受到一般习惯法规则影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