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协同机制及其关系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驱动城市创新创业发展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文章基于组态视角，以我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营商环境驱动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协同机制以及营商环境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市场环境、创新环境以及金融服务是驱动城市高创新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存在3种驱动城市高创新创业质量的条件组态，有7种城市非高创新创业质量的条件组态，且与城市高创新创业质量的条件组态存在非对称性特点；在一定条件下，营商环境各要素间存在替代关系。     

城市人才发展环境指数构建及区域差异比较

人才发展环境受到地区经济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生活环境、就业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等要素共同影响,文章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的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综合评价法对我国36个城市人才发展环境指数进行测算,综合分析各城市的人才发展环境现状及问题。结果显示：我国人才发展环境区域差异较大,呈现梯度分布特征;经济环境成为驱动人才发展环境指数提升的关键;多数城市生活环境改善空间大。     

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评

文章从数字营商环境内涵出发,基于“数字空间”建设和数字赋能传统营商环境要素两个方面,构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fsQCA组态分析法,测评与分析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与差异,探讨了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路径。结果显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呈现“东部>全国>中部>西部”且高数字营商环境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总体空间格局、“全国总体内部差异最大,东部大于西部,而中部最均衡”的区域内部空间差异特征、“东-西差距>东-中差距>中-西差距”的区域间空间差异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同时各维度间存在明显不协调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高数字营商环境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均存在瓶颈;存在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不同路径,即数字政府主导下的数字市场驱动型、数字政府主导下的多维度协同驱动型以及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金融与法治驱动型,且数字化政务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经济发达省份更倾向于多维度协同驱动。     

营商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文章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利用2013—2020年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营商环境优化与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产权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非国有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优化的正向影响效应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     

“圈”内营商环境优化进行时

<正>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成都都市圈营商环境同城化深入发展,是激发区域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要在“齐步走”的基础上实现“同步跑”,不断激发城市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区域间的融合力,提升都市圈整体竞争力。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与收敛性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文章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现状、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结果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β收敛趋势。     

营商环境、互联网政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采用2016—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Mamlquist指数测算31个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引入互联网政务作为调节变量，并分区域探讨其差异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抑制，并制约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解路径；引入互联网政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发现，互联网政务能够起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在东中部地区起到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法治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农村区域的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建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果关系的识别

文章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且在经过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创业激励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和规模异质性,大数据战略仅对东部和中部城市以及一、二、三线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激发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耦合分析——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

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演变规律。选取2007年、2014年、2021年3个时间节点,运用前沿距离法、三阶段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差距在缩小,时空分布上表现为从片状布局向带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各城市多层次分化与省际边界差异的特点,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从“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异向带状、片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创新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区域协调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空间均衡发展趋势。     

基于PM2.5指标的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估计

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138个城市截面数据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扩展的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EKC),以PM2.5为环境指标,分析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截面数据模拟出的EKC曲线呈现“倒U形”,EKC假说在我国城市尺度得到证实;第二产业比重、人口密度、汽车保有量等与环境污染呈现正相关;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统筹区域发展,控制城市汽车保有量以及多城市联合治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9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而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在波动中有所提升,整体水平不高;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均能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缺乏可持续性,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并不会使政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贸易开放在受到城市生态效率的冲击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明显;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在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直接作用过程中产生了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     

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创新的作用下,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均呈现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市场的竞争,其实质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质又是企业生存与企业发展的竞争;而企业生存与企业发展的竞争,又完全可以归结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竞争。在此背景下,研究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提升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已引起国内外政界、经济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基于此,本研究一是借鉴现阶段国内外有关经济理论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相关的前沿理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实际,提出并构建我国企业生存与…     

工业损益偏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立足效率视角并运用DEA模型将工业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纳入同一框架，测度了工业发展损益偏离指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工业发展损益偏离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异质性空间效应。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损益偏离越大，越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且呈现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按照地理区位、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维度分类，工业发展损益偏离对环境污染也呈现差异化影响。     

营商环境的概念界定与评价体系标准

<正>“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积极成效。学界对此亦高度关注，然而各地对营商环境的内涵与理念，以及营商环境量化指标的设置仍有不同的理解，执行不同的评价体系，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相关营商环境量化指标和评价体系。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营商环境的概念界定和评价体系进行简略梳理，以期给我国各级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者以启发。     

营商环境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营商环境对TFP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使用2002—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超效率DEA与门限模型探讨了营商环境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期间营商环境得分呈上升趋势,按均分从高往低依次排序为：成本环境、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与生态环境,且各省份营商环境发展不均衡,得分中位数靠后;营商环境对TFP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即优化营商环境对TFP产生正向影响,且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地区影响越大;营商环境对TFP具有门限效应,超过门限值时,影响系数下降,即相对较差的地区优化营商环境对TFP的促进更为显著。     

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不仅关涉营商环境,而且反映党风、政风和社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当前,大力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需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细化交往规范。正常、健康的政商交往既有利于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又有利于企业按经济规律有序经营。     

洪涝情景下城市韧性评估及障碍因素分析

近年来,暴雨等极端气候引起的洪涝灾害频发,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提高城市韧性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洪涝情景构建了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河南省1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18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开展城市韧性研究及障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从空间分布来看,河南省整体韧性空间分布,呈“级差化”分布状态,高韧性城市仅有郑州市,总体呈现中低和低韧性状态;各城市内部差异明显,城市的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韧性指数相差较大。从研究的结果来看,提升洪涝灾害影响下河南省各城市的韧性,需要根据城市韧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因地制宜,有的放矢,进而从根本上提升城市韧性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 温江区首创“提醒服务”

<正>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成都市温江区持续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不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四川省、成都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持续强化顶层认知、锐意改革创新、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经济发展之效。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