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

文章采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了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压力层、状态层和准则层视角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协同性与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省份在三大准则层的表现和排名具有差异性;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区域逐渐趋向协同发展;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各区域的演进规律呈现差异化。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化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和绿色生态五大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Markov链等研究方法探析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主要结论有：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区域间差异为主要贡献来源,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经济波动大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上看有集聚现象,难以实现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跨越。     

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构建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法、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法探讨了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间差异与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逐渐增强的走势,但总体差异显著;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在不同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高低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空间背景对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类型转移具有显著影响。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差异在逐年缩小;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各水平状态未来发生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较小,稳定性较强;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进

文章构建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研究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上升较慢,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表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贡献率逐渐降低;西部地区差异下降较快,逐渐逼近东部地区;东-西、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但均有所降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随邻域水平的增加,低水平向高一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上升,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下降。     

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

文章基于共享性、富裕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2011—2020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考察,并揭示了地区差异的来源,从地区、时空多维度刻画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四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2）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平衡程度逐渐增强,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的贡献最低;（3）共同富裕水平呈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具有马太效应;（4）只有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     

中国绿色金融效率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DEA-SBM模型,测算出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金融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并通过Kernel密度估计法进一步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显示：观测期内中国绿色金融效率经历了下降后回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绿色金融效率始终保持领先水平;由基尼系数分解结果可知,中国绿色金融效率总体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且区域间差距是导致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金融效率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多级分化的问题。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首先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然后借助Dagum基尼系数讨论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最后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结果显示：第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程度不高,且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2006—201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4011,存在较大提升潜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第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空间非均衡问题仍在加重,尤其是东部地区与其他两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三大地区之间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三,全国整体及三大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经历了下降的过程。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而全国整体和中西部地区并无明显极化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基于2005—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文章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和占比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结果表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及占比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两者总体差异均呈递减趋势,区域间差异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为战略新兴产业占比差异的主要来源;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均呈多极化趋势,东北地区则呈两极分布;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呈现多极化分布,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集中分布,东北地区极化趋势不显著。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财政支农支出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要素资源合理化配置及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7—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全国和四大区域财政支农支出分布总体呈向右移动趋势;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状态较为稳定,且流动性较低,动态演进过程相对较慢,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0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共同富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以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显著的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不过各综合经济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投入以及政府干预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九大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空间非均衡及其动态演进

选取2006—2015年中国九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al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对九大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区域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九大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总体差距呈下降趋势。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差距最大,中原城市群内部差距最小。城市群间差距最大的是珠三角和关中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差距是造成九大城市群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城市群内存在一些综合承载力高的城市发展更快、承载力低的城市发展较慢的现象,大部分城市群内部综合承载力存在两极和多极分化现象;九大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发展类型较为稳定,具有路径依赖性,总体向中等和高水平状态的趋势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探寻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最高,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较为落后,低于全国均值;地区间差异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西地区间差异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间差异;Kernel密度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存在极化现象;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我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准确测度我国整体及四大经济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运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探究我国省级层面产业数字化的分布动态演进和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整体上,全国及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存在一定的发散趋势;全国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增大趋势,差异来源贡献度表现为“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     

购房压力的城市差异与动态变化：测度与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购房压力测度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法、Markov链分析方法,对我国购房压力的城市差异及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考察期间我国城市整体购房压力大致经历了“增大—减小—增大”三个阶段的变化,不同等级城市的购房压力表现为等级越高,整体购房压力越大;不同年份我国城市购房压力均呈现非均衡性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1/2线城市和其他等级城市购房压力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考察期间不同等级城市购房压力经历了不同的分布动态和类型转变,其中,1/2线城市和3线城市购房压力明显增大,4线城市基本保持稳定,5线城市则有所减小。     

八大综合经济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差距分解及时空演变

文章使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八大综合经济区2003—2018年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探究人力资本的差异来源、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健康资本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教育资本和文化资本;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整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存在显著的极化特征,大多数地区由多极化向单极化过渡。     

中国创新水平差距时空演进特征与收敛性——基于“城市群”维度的测度

城市群正逐步成为创新组织和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且城市群内地区间创新联系不断强化。文章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Markov链分析方法,从城市群维度审视了中国创新水平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主要结果有:(1)中国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群创新水平差距在扩大;(2)中国城市创新水平差距从发散向收敛态势转变,这源于东部沿海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城市创新的溢出和扩散效应;(3)处于相同空间依赖模式下的城市更易形成空间收敛。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创新空间互动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尤其在东部沿海城市群内更加明显。     

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17个基础指标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呈现上升态势,但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不高;智能化条件和智能化效益表现良好,智能化应用问题突出;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态势;全国及三大地区制造业智能化水平非均衡性呈波动上升态势,全国表现出两极分化态势。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10—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9年各省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总体基尼系数先上升后下降;各年份均为超变密度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最大,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次之,区域间净值差异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最小。（2）人口数量的增长、城镇化率的提升、人均GDP的增长均会导致能源消费碳排放提高,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上升、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以及能源强度的下降均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因此,各地区及各省份需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碳减排政策,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国际贸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