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创新效应

文章基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测算2005—2018年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链方法分析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创新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二,绿色金融发展相对差异的变化较为稳定,绝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且绿色金融发展呈现一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第三,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与调节效应检验

文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健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TVP-FAVAR模型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进而以2009—2020年为时间序列,量化我国金融稳定水平,并考察“双支柱”政策对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金融稳定指数频繁高低交替,但整体相对平稳,具有抵御外部冲击和维持自身系统稳健的能力;（2）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不存在显著的季度特征,但区域金融稳定指数呈箱体波动,空间分布不均衡;（3）货币政策与动态准备金政策的协调配合,对金融稳定指数的调节效果最优。因此,“双支柱”政策工具调节金融稳定指数时,货币政策的运用应结合宏观经济环境与金融风险来源,避免“大水漫灌”式金融震荡;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要实时寻求政策框架的修正空间;“双支柱”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要结合经济金融环境相机调控,以求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绿色金融：破解“碳诅咒”困境的有效策略

本文立足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特征,探讨利用金融手段破解“碳诅咒”困境问题的路径。首先,将绿色金融嵌入包含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数理模型,阐释绿色金融通过缓解资本价格扭曲、加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作用机理,证实绿色金融发展应当以资本配置达到最优为上限,避免由于绿色金融发展过度导致绿色产业领域产能过剩,从而制约其他产业的发展。其次,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现实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包括,我国资源型省份过度依赖化石能源产业,更倾向于碳密集型发展,迈入“碳诅咒”困境;资源型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资本价格扭曲加速碳排放同经济增长的脱钩,进而破解资源型地区由“资源诅咒”引致的“碳诅咒”困境;资源型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能够加强邻居地区的能源脱钩与碳脱钩。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指导,为破解资源型地区“碳诅咒”困境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思路。     

能源消费、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

当前世界能源发展面临着供需结构不协调、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等不稳定因素,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源消费及技术升级需要,金融部门积极创新,加大金融服务供给,驱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创新,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构建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及引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能源消费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驱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呈负向作用,而提升金融支持力度有助于制造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水平和金融支持力度可经过交互作用形成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双碳”目标背景之下,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均加快了制造业绿色变革步伐;此外,外商投资和政府有效干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转型。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首先,制造业要转变传统生产思想,认真贯彻执行绿色创新理念,深度融入绿色发展格局;其次,鼓励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绿色融资支持力度,并不断完善风险识别及管控措施;最后,政府应正确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提高决策质量、降低决策失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研究

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深入研究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有助于理解新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与联动规律，从而为科学调控区域联动效应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在量化识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联动效应的基础上，以四大板块为基本框架分析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板块经济特征，东部板块与中部板块之间以及东部板块内部、西部板块内部的辐射拉动效应已经形成；人口流动、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绿色发展差距的缩小均有助于推进区域间联动效应由虹吸效应向辐射效应转化。为使各板块内欠发达省份获取更多的辐射拉动效应，中部和东北板块可优先关注板块内部；西部板块可强化人口流动以及增长极对联动效应转化的推动效应；而东部和中部板块则应关注绿色发展差距对区域联动效应转化的约束效应。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差距的影响

文章通过构造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指数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指数,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数字化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有效缩减二者之间的差距,而且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缩小其邻近地区居民经济福利差距。但是该经济福利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可有效缩小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差距,但在助力中部和西部地区降低城乡经济福利差距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未来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融合,因地制宜地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并加强乡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

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了新要求。研究长江经济带自贸区试点政策实施的经济效应,对于更好地发挥自贸区试点的战略支点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推进有机结合,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位于长江经济带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有限信息的政策评估方法——回归合成法,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五个方面对重庆、四川、湖北、浙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经济效应进行系统量化评估。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对当地的经济效应总体上是显著正向的,但是部分指标表现的显著性水平不高,经济效应基本上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和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等都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体制创新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是自贸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两个指标不够显著;自贸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自贸区建设基础和发展定位是其政策效果呈现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且内陆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大于沿海自贸区。结果还表明,当前长江经济带五大自贸...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我国企业获得FDI的溢出效应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溢出效应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并且尝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对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才开始增强,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冲击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引入金融冲击,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包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流动性支持政策的央行“政策工具箱”,并对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分析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在各种典型的金融冲击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均具有良好的宏观稳定效应;二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考虑盯住银行存款的变动,并在政策操作上体现“及时反应、力度合理”的原则;三是从社会福利增进的角度,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效果受到冲击来源的影响,总体上应对金融冲击的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初步显示了流动性支持政策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一种辅助性金融稳定工具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SDM模型、交互项模型和偏微分方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促进本地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人工智能与环境规制在这一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数字金融、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1—2018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PCA模型、GML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支持技术进步,间接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长期中介效应占比高于短期;数字金融对邻近区域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对邻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期影响为促进效应,而长期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坚持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加强数字金融服务对技术进步的支持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以华东六省一市为例

选取华东六省一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2012年该7个省市金融发展情况及其差异,并对其金融发展相似性进行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1990—2012年数据,对聚类后的三类地区通过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建立变量间长期均衡模型,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在华东地区不同省市效应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地区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对于区域金融发展均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经济发展和广义货币供应量与金融发展均呈正相关关系。鉴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正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施差别化货币调控政策;优化各区域金融结构差异,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等。     

Sen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5个省份10个原贫困县330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从效率和公平视角考察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扶贫可以提升贫困户可行能力水平,并缓解其可行能力不平等;而财政扶贫则抑制了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二,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享受“低保”等待遇的群体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三,财政扶贫的“负向激励”作用抑制了贫困户对经济机会的利用,进而不利于其可行能力状况改善;金融扶贫虽“挤出”了贫困户对就业发展机会的利用,但得益于产业发展机会的“替代效应”,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仍得到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财政-高金融”的财政金融协同减贫效果最优。本文研究结果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与金融帮扶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金融压力的度量及其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

运用金融压力来刻画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层的重视.本文从经济主体非理性行为范式出发,通过探讨金融压力的度量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以此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及其宏观经济效应.首先,运用复合式系统压力指标方法,通过设置时变权重从纵向和横向维度构建金融压力指数展开测度,试图反映经济主体心理与行为偏差引致的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进而体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特征;然后,将金融压力进一步视为经济主体情绪过程的反映,并借鉴行为金融学领域中“情绪加速器机制”探讨和解释不同压力状态下金融压力影响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Logistic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显示,各个金融子系统本身的压力状况及其关联程度,共同推动了金融压力总体状况在高低状态之间的转换;而且,“高压力”状态与“低压力”状态相比,金融压力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效应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较高状态时,风险的积聚和释放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了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创新创业效应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质量型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政策和区位的异质性;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影响呈边际效用递增的双门槛效应,对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的三门槛效应。     

我国非正规部门宏观效应动态量化分析

 本文基于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新框架,在对非正规部门的统计内涵、宏观效应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选取地区生产总值、非正规经济、非正规金融、城镇非正规就业四项指标,通过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对非正规部门宏观效应进行动态量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具有“低效率、低抗风险性”特征,对宏观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非正规金融规模弹性系数稳定在0.3-0.4之间;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增长起积极作用,作用的大小与国家人口流动政策调整紧密相关。     

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业就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能促进金融业就业的增长,但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要强于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