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     

国企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双重任务的偏好分析——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揭示不同职能背景主导下的高管团队对于企业双重任务的选择偏好,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混合程度对于高管团队与企业任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正相关、与社会责任负相关;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均正相关;股权混合度会显著加强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任务的作用,而削弱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且此调节效应在商业竞争类国企中存在、在特殊功能类国企中不存在。该结论揭示了异质股东委托下的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及企业双重任务三方综合影响机理。     

中央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100家上市央企2012-2015年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盈利能力等10个要素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监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社会监督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央企环境责任显著正相关;成长能力、高管年龄、股权集中度与央企的环境责任履行状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水平与央企的环境责任履行状态不相关.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金融冲击、股权结构与企业并购行为——基于GARCH模型视域

为探究金融冲击和股权结构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以2006—2017年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GARCH模型视域对金融冲击、股权结构与企业并购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股市冲击、货币冲击及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货币冲击对非国有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无显著性影响,汇率冲击对高负债水平并购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负债水平下无显著影响;股权结构在金融冲击对企业并购影响过程中扮演部分中介传递效应。     

高管教育背景、风险偏好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非金融、非ST企业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的作用机制和不同条件下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高管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背景通过改变高管的风险偏好水平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权性质抑制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与高管教育背景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中存在互补效应。     

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股权激励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05～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数据,使用Logistic离散因变量模型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股权激励行为和激励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行为与激励水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2)股权激励行为与高管年度薪酬和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和经营风险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因素不相关;(3)股权激励水平与经营风险和公司成长性显著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因素不相关。     

股权集中度、产权性质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实证

文章通过对上市公司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与股权资本成本的描述,分析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变化趋势,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对股权资本成本存在影响.从我国的融资实践来看,参考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可以得出,在不断变化的中国资本市场里,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演变,股权正在逐渐从集聚变为分散,第一大股东已逐渐不能对公司实施绝对控股,甚至是相对控股.文章研究了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化趋势.     

股权结构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3年财务报表中披露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的且上市时间在2008之后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公益性捐赠之间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私营企业股权的过度集中对企业的公益性捐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则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同样具有所有权性质的差异性,在私营企业中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影响效应则不确定.另外,股权制衡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的股权过度集中来弱化股权集中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降低效应.     

创业板公司高管离职套现的公司治理研究

文章以我国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特征对高管离职套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离职高管持股数与高管离职套现也呈现显著负相关,而董事会规模与高管离职套现相关性不显著。     

我国软件类上市公司人才激励状况分析

国家发展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发展靠激励。本文以我国88家软件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这些公司对人才的激励状况。结果表明,对高管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的影响,高管持股对企业盈利能力和营业收入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建议加强对企业高管的现金激励,优化高管的股权激励。     

股权结构特征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文章以沪市2005～2008年四年共计384个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OSL法基本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特征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股权性质与企业成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存在,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成长有较大的关系;股权制衡度对企业成长有显著的影响.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2-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精神指数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精神的测算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省际间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政府干预程度对本省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邻近省份的影响不显著,但总效应均显著为正.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视角,挖掘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技术资本与企业价值具有明显的内在相关性,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现实证据,也对通过促进技术资本积累来改进环保绩效与可持续价值增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高管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选取2003-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高管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薪酬有正向作用,能够拉大高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高管职务及其金融背景却会缩小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的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而且相对于地方国企,中央国企的这种效应也更为显著.     

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评价

文章基于2007-2012年沪深两市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并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全面控制前期文献提及的诸多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文章实证结果显示,在系统控制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资产周转率、最终控制人属性、两职合一、资产负债比率、流动性比率、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影响后,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影响.     

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

文章在代理理论框架下,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充分考虑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在不同治理效应基础上,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关。文章基于广东省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样本还是民营上市企业样本,R&D投入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存在方向、系数值上的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企业营运能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控制变量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在全样本回归中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政府整体上仍应鼓励企业加强R&D投入,具体方式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税收优惠,对R&D投入位于低水平的民营企业而言,应侧重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角度给予支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通过选取2013—2018年中国72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及企业风险承担与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率的提高会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相对于国有产权与高投资倾向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产权与低投资倾向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更大。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由此引发企业研发投入下降,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企业风险承担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减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这主要归于企业创新风险容忍度提升所带来的预期高回报效应。金融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环境提升会加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控制权转移风险,由此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该研究成果将为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质量及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FDI对我国工业就业效应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文章在FDI与东道国的就业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全面分析了FDI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机制,包括直接投资中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就业效应,间接投资中的拉动效应、挤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产业关联视角,利用36个工业行业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以及《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FDI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结果表明:FDI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都是显著为正,并且后者的影响程度更大,说明FDI的绿地投资大于并购投资,其通过产业关联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由于技术水平对就业的影响不确定,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对FDI的间接就业效应促进作用不显著;另外内资企业资本以及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也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