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金融网络、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效率

文章利用金融行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测度金融网络,借助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城市创新效率,分析城市金融网络、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间金融联系广度和强度显著上升,金融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核心—外围”分布格局;金融网络的发育能够促进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且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核心区域城市受到的影响更大;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金融网络通过促进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网络邻近性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大于地理邻近作用。     

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京沪高铁与京广高铁比较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区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利用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该影响效应和机理进行了检验，以2005—2018年京沪高铁沿线18个城市和京广高铁沿线24个城市为样本，就高速铁路开通对区域经济联系程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均显著提高了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但同京广高铁相比，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经济联系程度更高。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均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的引力值，同时两条高铁线对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的引力值提升作用高于普通城市，从整体上看，京沪高铁引力值提升程度高于京广高铁。京沪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而京广高铁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如果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资本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合作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将科技创新分为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采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视角下城市创新合作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科学创新合作网络和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关联度均呈上升态势；（2）科学创新合作网络结构与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均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但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发展速度比科学创新合作网络更快；（3）“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视角下，板块内的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分布有所差异，板块城市间不同类型创新合作的溢出效应呈现跳跃式波动。（4）城市间空间邻近、文化程度地区差异和知识平台数量地区差异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差异、投资水平差异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均具有负向影响。     

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

提高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新时代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文章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作用表现出时间递增效应。相较而言，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非一线城市、中度和低度耦合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保障。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品住房价格溢出效应研究

目前,商品住房价格的溢出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2004-2013年的商品住房价格数据为基础,研究城市之间商品住房价格的溢出效应;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了珠三角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的空间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对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重点城市商品住房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广州、深圳、珠海3个核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住房价格具有显著影响。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移动社交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知识溢出是提升人力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移动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但目前关于其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采集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以金融知识为研究对象，利用社区是否创建微信群作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与三重差分模型（DDD）实证考察微信群这一移动社交网络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社区建立微信群可使群内成员的金融知识水平显著提升约17.5%，且这一效应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这表明移动社交网络可通过知识溢出创造信息红利并缩小数字鸿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移动社交网络既可通过其信息源渠道激励群成员学习，也可通过交流渠道促进群成员在互动交流中提高知识水平。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移动社交网络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思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动能。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区域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趋同分析 —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9城市的实证分析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的制造业为例,通过衡量行业空间集中度和地区专业化水平指标,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已进入聚集与扩散并存的新阶段,各城市间制造业结构的差异性增强,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但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岸、西岸内部各城市间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构性。同时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9城市1993－2007年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确实存在σ-趋同和条件β-趋同。     

“双循环”下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良性互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其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文章利用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了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就地区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     

高铁开通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地区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并借助匹配倍差法和安慰剂测试等稳健性检验工具,对高铁开通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短期和长期都对沿线城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高铁开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主要表征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推动而非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高铁开通有助于强化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反哺作用。在我国高铁建设纵深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应将高铁建设纳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政策工具,借助高铁开通的杠杆效应进一步发挥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作用。     

高铁开通、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文章通过2007—2019年市级层面宏观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交叉匹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并研究了消费升级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并保持稳定持续性,同时,消费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高铁开通的创新激励效应。高铁开通的创新激励效应以及消费升级的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溢出网络复杂性及空间分异

文章在重点阐释城市创新溢出理论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构建城市创新溢出分析范式，全景式刻画黄河流域城市创新空间特征与网络复杂性。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溢出量大幅提升，数量结构趋于均衡，演化速度逐步放缓，暗示未来发展或将面临“中间力量”不足的问题。空间分布格局严重失衡，并表现出局部异质性与渐进性特征。（2）创新溢出网络密度持续提高，并初步形成以二级网络为主、三级和四级网络为辅的基础架构，但网络不均衡性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空间分布不均与层级结构不均。（3）创新溢出网络局部自组织形式以省会或重点城市为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为主，形成各具特色的局部网络体系。（4）黄河流域在全国城市创新溢出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流域内外创新溢出交互量差距悬殊，且仍以城市群内部溢出为主。     

双向FDI、空间溢出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构建包含规模扩张、降本增效、技术提升和绿色发展四个维度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空全局熵权法,在测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系统GMM考察了双向FDI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省际差异显著;双向FDI均显著促进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但IFDI的促进作用更强;（3）IFDI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而OFDI则显著为正;从传导路径看,IFDI、OFDI对物流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是显著为负、不显著,对物流业降本增效和技术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而对物流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高铁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高铁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运输方式,具有高效舒适、绿色环保的优点.高铁的开通,给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文章以武汉市为例,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和灰色预测GM(1,1)模型,运用有无对比法,实证分析了高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效应,高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先递增又递减趋势,尤其是高铁开通最初几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势头迅猛,影响显著,之后有所减缓.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FDI城市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集中在部分城市,其在城市间的分布呈现出均值左偏的特征。针对FDI在城市间分布不具备正态性且存在较多离群点的问题,运用一般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1994-2012年影响FDI在中国287个城市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潜力、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当地竞争环境都是影响FDI城市分布的重要因素。同时,各因素对FDI影响程度随FDI城市分位的变化而变化。市场规模与潜力、政府效率、人力资本对FDI的影响随分位点增高有明显下降趋势,而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随分位点增高而上升。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迅速增长时期,但区域间FDI差异不断扩大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本文尝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我国地级城市间FDI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1993-2008年我国城市FDI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但城市间FDI差异较大,其中数量差异远大于质量差异,从FDI差异变动趋势看,数量差异和质量差异均呈下降趋势。通过面板GMM估计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DI滞后效应以及WTO制度变化对FDI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影响是负向的。但分时段估计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工资水平与FDI项目规模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工资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一个城市利用外资平均规模,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影响FDI数量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