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

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研究环境史?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与第一类研究和第二类研究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领悟环境史研究的“不能”与“能”,并把握它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     

文学史的述史秩序:原型、经典和进化

文学史述史秩序的一般程式遵循着文学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展开述录。因此，正如科学研究依据某种“中轴原理”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整合一样，包括文学史述录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也必须依据自身的“中轴原理”对孤立、无序的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理论整合。在文学史述录中，不同的“中轴原理”决定着文学史述史秩序的不同类型。文学史述史秩序的基本类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原型秩序、经典秩序和进化秩序。     

清末民国时期的工业灾害及其环境影响

“工业灾害”的概念出现于民国时期，来自西文，指工人工作时遭受的灾害。清末民国工业灾害频发，包括火灾、瓦斯爆炸、空气污染、有害毒素侵袭等。工业疾病亦属于工业灾害的范畴，多为长期有害工作环境侵害工人肌体的结果。工业灾害的发生与人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能力有关，但主要与资本的逐利本性有关，资本不能给工人提供必要的防护装备，进而严重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存质量。环境史的研究要置于社会政治史的大视野下方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既往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灾害与社会,以及灾荒之应对三个层面,方法上虽有从“灾害历史学”向“灾害社会学”的转变趋势,但对灾荒的“人文”信息仍重视不够。因此,利用科际整合,给灾荒史以“人文科学的关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     

问题史·学科史·学术史：当代学术史研究进路的断想

当“当代学术史”作为一个问题突显出来时,其自身便包含着许多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学术史”问题,当我们视学术史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时,它是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模糊指涉;而当我们视学术史为“研究之研究”时,它则更多地指单个的学科史、问题史的梳理。那么,我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如何才能在这种“总体性的学术史”和“部门性的学科史”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与平衡?这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科际整合、学科互涉而带来的学科边界的模糊进一步加强了“学科史”研究的困难。正如朱丽·汤普森所说的,“传统的学科研究已经导…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自然环境被视为积极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能动因素。这种思想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环境史的视野(即现代生态理念)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环境史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可以从环境史的学术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

在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的探讨中观点纷异。定义应准确、客观、全面,需厘清自然界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既要摒弃人类中心观,又要摆脱自然中心论的影响,重新思考及界定环境的内涵及其组成要素,具有区域性思维及全球的视野及胸怀。环境史主要研究自然环境各生物及非生物要素之间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史,研究环境变迁的因果史及规律史。因此,部分传统学科的定义就有了改善的必要,如灾害就应定义为给人类及其他生物、非生物体个体及其环境,以及各类个体构成的组织或繁殖、发展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或导致悲剧性后果的自然或人为事件。定义及研究对象内涵的拓展,对学界环境史专栏的宗旨及目的提出了新要求。     

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

20世纪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史观念 ,但大多强调了“文学”而忽视了“史”的意义。探讨“文学史”的构成 ,可以从 2 0世纪“社会史”学科的“整体史”观念得到启发 ,构建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它以雅俗互动为关键性突破口 ,以整合为基本方法 ,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 ,由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和双向共生的交互运动共同构成文学史的动力机制     

滇池公地悲剧及其治理策略探讨

从环境史的视角及方法,探讨滇池公地悲剧的诞生及其形成机制、内涵特征和治理策略,提出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经营管理市场化、价值取向生态化三个方面加强滇池治理保护新思路.按照环境正义原则,应树立“污染付费”、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理念,并完善相关机制;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探索湖泊经营管理权流转;校正片面的政绩观,对抗自然的“理性经济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代之以在自然中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二湘”主人公身份研究史考论

本文通过对“二湘”主人公身份研究史的梳理,归纳并分析其在研究中存在的焦点和分歧,进一步论证了“二湘”是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属于配偶神,是自然神祗,与舜、二妃无关。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环境史研究：历史视角与“环境基座”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关系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主线,并将环境作为历史舞台、地理依托进入历史,将能看到历史的演变,不再只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而是在“环境基座”上有更为丰富多彩的样态.在全球环境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环境史研究将为人类发展“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做出更大的贡献.     

敞开与遮蔽：文学史叙述方法及其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洪子诚史著以新的叙史模型重构当代文学场景和演进轨迹,拓新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叙述空间。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代文学”内涵的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悄然转化,导致了“洪史”前后叙史深度和风格上的较大差异;以“一体化“作为文学史观和叙史情节结构缺乏足够的统摄力,对复杂的文学历史场景造成了一定遮蔽。洪史代表了一种在学界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叙史理念、叙史方法,对它的剖析有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深入。     

走向印度洋：孟加拉湾的气候与移民

印度洋一直是全球环境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孟加拉湾地区为重点,我们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联系起来,探讨“季风亚洲”气候与移民活动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移民史与环境史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环境挑战,并为今后的研究提出方向。     

康德美学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

对环境美学影响较大的美学派别主要是分析美学和现象学美学,此外就是康德美学,其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无功利性”激发了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交融模式”,后者正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环境美学对于审美模式的探讨;二是自然灾害的欣赏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是环境美学面临的一个难题,康德的崇高理论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从美学理论的深层思路来说,康德美学对于环境美学还有三个方面潜在的影响：一是康德的自然审美理论（包括自然美与自然崇高）为环境美学构建提供了理论原型;二是康德美学的“自然审美—艺术审美”二元结构为当代环境美学提供了基本思路,启发环境美学家们通过对比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的异同来展开理论论证;三是康德哲学的“物自身”概念激发环境美学家戈德洛维奇、齐藤百合子等提出了“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命题,为环境美学走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府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建构

在政府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也包括政府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政府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研究的深化。政府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提出,使政府与自然都成了伦理主体,而且,在政府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道德要调节的对象只能是政府的行为,由此形成的责任与义务也是一种纯粹指向政府的单向度的规范形式。因此,政府就成为自然环境的最大责任人。政府环境伦理责任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环境伦理责任意识的培养与“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环保机制的形成。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点审视及其态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口述史实践成果的不断涌现,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口述史”概念屡遭误用或滥用,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许多成果只停留于积累口述史料的层面,口述实践缺乏严谨的操作规范,口述主体单一。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概念,规范口述史的研究过程,加强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业界沟通,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

本文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域和学科定位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作者将“人类生态系统”视作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据此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新的界定,对环境史进行了新定义。文章对环境史与相邻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辨析,指出:环境史将环境和社会视为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进行历史考察,从人的文化和生物双重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无论就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还是就编纂叙事方式来说,都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     

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我认为,首先应认识环境史研究对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这表现在:环境史家致力于研究长期以来历史中所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等内容,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的范围。他们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并且更新了对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环境史在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不仅如此,环境史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环境问题,并增强环境意识。